试论泉州人的形成.doc

试论泉州人的形成 谢重光/文 ? “讨海人”因地制宜建造“蚵壳厝”（温　陵/摄影） 　　一、汉人、蕃客、土著越人：隋唐五代泉州的三种主要居民　　如前所述，六朝至隋唐，有大量的北方汉人入居泉州。这类北方移民，一般是陆续不断的零星迁入，但也不排除因某一因缘而有较多汉人集中迁入。如萧梁末年侯景之乱造成的流民，就是成批量较大规模地涌入，而在唐代贞元年间因在泉州设万安监牧，又有一批马户集中迁入。据载，贞元间朝臣柳冕出任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4]五牧的具体地点今已不可详考，唯知同安马巷（今厦门翔安区）和金门各有一牧，其他三牧也在泉州界内。这件事对泉州的社会历史产生不小的影响，民间流传牧马王陈渊的故事即因此而起，附带着也就有了诸姓家族随陈渊来泉州安家的传说，仅金门一隅，据说从陈渊入居者就有十四姓之多。[5]虽然，这些传说有许多附会不实之处，如说陈渊是固始马户，前来为闽王王审知牧马，颠倒了历史人物的时代；关于陈渊的籍贯也完全是无根臆说，“其说谬甚”。[6]但柳冕在泉州设群牧五，并置万安监牧，需有数量巨大的马、驴、骡、牛、羊及牧马人等前来，其中一部分固然可以就地取材，而闽南人本不善畜牧，所以从北方或江淮抽调一些有畜牧经验的马户前来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其时有善牧如陈渊者及随之而来的诸姓马户入居泉州，大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除了北方汉人的源源迁入之外，还有很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域外的移民，成为泉州住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泉州拥有优良的港口，海上交通素称发达，吸引域外人士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和经商贸易有关。　　关于泉州对外海上交通的情况，除了古代文献关于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7]、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8]等泛泛记载，皆适用于泉州外，具体记述今泉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史料也不在少数。如南朝梁、陈时著名梵僧印度人拘那陀罗（华名真谛）曾在泉州译经，后由梁安郡乘船前往东南亚。或曰梁安郡即南安郡之误写，即便此说尚待讨论，最少真谛也是由泉州乘海船前往梁安郡的。[9]此外如隋唐之际南安豪族王国庆横行海上[10]，也说明当时泉州已有优良的港口、较大的海船和先进的航海技术。　　真谛以其译经的成就名垂青史，因而后世得知其与泉州的一段因缘。至于一般的商人、宗教徒、政府使者等，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络绎前来泉州贸易、传教、公干[11]，却不能显名于时，垂之后世。他们的姓名事迹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透过某些蛛丝马迹，我们仍能约略窥知这类域外移民在泉州活动的历史信息。　　例如，泉州东郊灵山有两座伊斯兰墓葬，人称“三贤”、“四贤”墓。明人何乔远据“回回家言”，记载“三贤”、“四贤”是伊斯兰教徒，于唐初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卒葬此山。[12]虽然这样的回回家言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多少折射了伊斯兰教徒很早进入泉州的史影。　　又如，唐文宗时下了一道诏书，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对“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接以恩仁”，减轻苛税，“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13]，这里提到的福建蕃客，来自阿拉伯、波斯，主要是就泉州而言。这道诏书确确实实地证明，自唐中叶以后，前来泉州经商贸易的蕃客日益繁多，对他们的课税在地方财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些诗人的诗歌，也可资分析。如唐大历时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有云：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14]　　诗意是说，当时泉州有很多番客前来贸易和居住，因而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殊风异俗，不少番客是来做珠宝生意的，因而泉州刺史得以经常带着珠玉向朝廷进贡。而唐末诗人薛能的《送福建李大夫》诗有云：　　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15]　　诗句的意思是泉州很温暖，故秋天到来时北雁南飞至此过冬；泉州又有很多外国商船前来贸易，故地方富庶，比起那些离京城虽近却很贫穷的地方来说，泉州可以因温暖富庶而自豪。这些诗篇形象反映了当时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等海外商人往来和定居泉州的史实，可以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　　五代时，由于泉州社会的稳定繁荣，其作为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继续上升，前来经商贸易甚至落籍泉州的域外商人更多。　　《八闽通志》卷79“丘墓泉州府南安县”载：　　刘安仁墓在刘店。安仁，南汉主龑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　　《十国春秋》卷58《南汉一烈宗世家》载：　　烈宗姓刘，名隐。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马铺，死遂葬焉。　　两相对照，可知刘安仁就是南汉国主的先祖。其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死后葬于泉州南安县都是事实，但自称上蔡人却属于伪托。据日本著名史家藤田丰八、桑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