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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对大萧条和新政的历史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包括对30年代的美国妇女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史学界对这十年的美国妇女历史的研究，在妇女应对危机、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社会保障、女性主义和妇女组织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19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尚属空白。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复兴，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妇女研究引起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妇女史研究成果之丰、创见之独特，是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美国史学界对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起步稍晚一些，并且研究内容多侧重于妇女与大萧条的关系，即妇女如何应对危机、就业妇女的状况如何、妇女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怎样等。对女性主义虽有所研究，但尚不多见。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侧重从杰出妇女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角度进行她史研究，尽管有一些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文化（不单纯是自然和生物现象）对女性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颇为深入地分析，但是，真正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女性为什么一贯地被赋予次等角色的屈从地位进行的研究，除了救济和保护性劳工立法方面外，还比较欠缺。因此，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成为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个学术挑战。笔者希望通过这篇综述，能为国内有志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同行们提供一点参考。　　一妇女应对危机　　1929年开始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经济危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心理上，对当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众多的论述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活的著作中，琼斯·韦斯廷的《设法应对》尤为突出。作者通过大量的口述史，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面对危机怎样学会了更多的生存技能。如：种菜、制作罐头水果和蔬菜、缝补穿旧的衣服、烤制面包、喂养牲畜、收留寄宿者以及干一点零活等。妇女们利用手中仅有的资源，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使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把大萧条对家庭经济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用光、用破、凑合着用或者没有用的也行这句俗语，是作者对妇女艰难度过危机的最好总结。[1]然而，与众多的中产阶级妇女继续留在家中过精打细算的日子不同，一小部分已婚的中产阶级妇女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威尼弗雷德·D. W. 博林认为，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已婚妇女外出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满足20年代消费社会刺激起来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在30年代，中产阶级的一些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她们的眼里，生活的改变是最重要的。[2]博林的观点确实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为这一问题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妇女史学家不仅对中产阶级妇女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作了分析。安纳利斯·奥莱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没有独自在家中忍受食物和住房方面的窘迫，也没有为了丈夫和孩子默默地牺牲自己。恰恰相反，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穷苦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为抵制价格、反抗被房主驱逐、建立大规模的物品交换网和获得对食品、房租价格的控制而进行抗议和游说活动。她们的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对公平价格的疾呼，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作为美国公众一部分对美国经济体系的失败展开的抗争。[3] 　　另外，城市里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主妇为了贴补家用，在自己的家里边照顾家庭边干一点能赚钱的灵活，如手工缝纫等。在她们看来，尽管这种劳动工资很低，然而却使她们既不放弃照顾孩子的神圣母亲特质，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她们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政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取缔雇主对从事家庭作业的主妇们的残酷剥削，曾颁布法令禁止这种家庭作业，然而，却遭到了从事家庭作业的人以及商人的反对。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家庭作业一直存在着。[4~5] 　　除了城市妇女之外，生活在广大的南部和西部农村的白人妇女也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对南部白人佃农妇女进行了经典记录的是玛格丽特·贾曼·哈古德。她指出，30年代的南部农村还没有电和自来水等设施，妇女主要还是靠双手完成繁重的家务劳动。[6]另一位史学家诺拉·米勒认为，经济原因促使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但是，当大危机期间城市就业困难时，这些女孩不得不返回农村。对于这一点，玛丽·W. M. 哈格里夫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她发现，农村女孩到城里工作，不单纯是经济动机，渴望冒险、对农村枯燥生活的厌倦、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交往等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些女孩工资很低，然而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改善了境遇。[7]另外，德博拉·芬克在《耕种土地的妇女》一书中，指出，由于大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和1934年以来的干旱，农田牧地上的生活方式开始崩溃。妇女们改变了对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的态度。更多的妇女选择了单身或者离婚的生活方式，没有离婚的妇女也减少了农村经济对她们的羁绊。她们不再使自己囿于尽职尽责妻子的角色，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