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docxVIP

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1）?包弼德(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众所周知，历史自己不会讲述。我们阐释过去，说它意味着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所幸过去就是过去，我们对它做什么，它都不会反对，就像将来的人如何阐释我们，我们也无法反对。我们也知道自己的阐释时微时巨地变化着，而阐释中的变化与阐释者所处的思想(intellectual)世界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阐释过去的方式是由当前的政治所决定，或者说一种特定的阐释方式逐渐流行是因为它满足了当前某些群体的兴趣，这样说都太简单了，因为有时一个理解过去的新的方式，改变了当代的阐释者在做阐释时所处的思想、政治世界。?阐释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很少发生巨变。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阐释和阐释之间总是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接受的阐释框架，那么研究过去就很困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对过去的阐释总希望人人接受，但是，一旦人人都接受了它们，它们就经常被想当然地认为的确如此，不再受到置疑。这样我们就自然不必去询问有些事为什么以它所发生的那种方式发生，而是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说明它“如何”发生上。我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更大的阐释，是我们的生活所依靠的，它们教我们如何解难释惑，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我重申一下我的立场：我发现这是事物的一个正常状态，比起让思想者老是从根子上去挑战人人认可的价值观，这个状态更好一些。?历史学家承认，国家的价值观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被重新界定，比如当社会发生变化、对财富的控制发生转移、政治权力重新组织。这些划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上都发生过，而且肯定会再度发生。历史学家还会承认，过去的人们为了使他们的历史更有意义而采取的阐释主题，与阐释者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完全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阐释主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当代”的史学家者经常会使用像“科学的”、“客观的”学术，或者仅仅是“职业化的”学术这样的观念，来显示我们理解历史的方式独立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而我认为，不管历史学家的职业化多么深，他们多么忠实于客观性、真实性和信服证据，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真的独立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大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能够认识那些潮流，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愿意对它们保持审慎，并提出挑战。如果我们历史学家把工作中须臾不离的对过去的阐释，与我们当前社会和社会组织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那么对阐释过去的那些主题进行挑战，就意味着质疑当前的价值观。而这当然是很难的。最有吸引力的(compelling)分析结构很难被挑战，因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的阐释，以令人信服的、前后一致的方式把互不相干的领域组成一体，并且证明那些采用这种分析结构的人的存在和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那些对“世界运行之道”的想法提出挑战的人，由于他们把自己置于现成的意义框架之外，因而他们的意见会被认为是不着边际和无关紧要的。?以上是从一个很大的视角来引入一个小例子。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很多人在阐释唐宋转型时所共同采用的框架是如何变化的。我将主要谈美国的学术(尽管我相信我要说的很多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和欧洲的学术)，但是我还要指出，对中国历史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理解方式上的转变也反应了美国思想文化的转变。?在美国，对宋代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学者，因为宋代被普遍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转型期。这促使宋史研究者去询问宋代如何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宋代如何使“中叶史”(*这里根据作者的建议，将“middle—period”译为“中叶”，是指八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中期这一段历史，与下文出现的“medieval socicty”不同，后者译为“中世”，指东汉到五代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学者普遍将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段，具体起讫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在本文对“中世”的界定主要采用内藤湖南等人的分期意见。——中译者注)变成中国历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①那些着手从事宋史研究的史学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打算集中精力来说明宋代何以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还是打算在宋代与其后的时代之间建立联系。正像一个日本历史学家向我指出的：在宋史研究中，我们是在唯宋主义者和明清主义者之间做选择。在我看来，美国宋代研究的奠基者the late Edward Krackc， Jr．，刘子健(James T．C．Liu)以及Robert Hartwell，他们都在著作中谈到宋代如何与中国历史的其它时期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明清主义者。?在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关于中国“中叶史”(middle-period)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为了理解这个变化何以是根本的，了解一些最初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主张宋朝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之近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