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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和归化双重翻译策略》 ——结合文本翻译《飘》 关键字：归化、异化、双重策略 《飘》 摘要：《飘》（Gone with the Wind）是美国著名女小说家玛格丽特·米西尔（Margaret Mitchell）的成名作，于1936年出版后第一年就销售2000万册，并于1937年获普利策奖。故事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是一部带有感伤怀旧情绪的爱情小说。傅东华在1940年将《飘》译成汉语。傅译本的《飘》用词简单平实，语言流畅熟悉。傅译本的《飘》就像中国小说，读起来毫无生涩、泊来之感。傅译本的这种风格主要是由大量使用归化翻译手法产生的。本文拟总结并例示其归化的内容，探讨其采用归化翻译  简述中国翻译界存在的两派之争的发展。 1中国的翻译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两派之争， 从第一次翻译高潮时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之争，到近代“直译”与“意译”之争，及至当代的“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大讨论。 中国的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 迄今只有 100多年历史。 纵观 19 世纪 70 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百年期间，中国文学翻译界基本上以归化为主调， 1987 年，刘英凯[1]在《现代外语》上发表了《归化———翻译的歧路》，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归化和异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不断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后，异化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孙致礼认为，“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 在一片异化的呼声当中，蔡平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 两派在争论当中，在主张一方的同时，当然也并不否定另一方的存在。 主要分歧存在于两点，一是对于归化和异化概念的界定，二是双方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2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自问世以来, 一直畅销不衰, 至今汉译本大约已超过 7 个。其中傅东华先生所译之《飘》是最早的一个, 也是受到争议最多的一个。对傅译《飘》的评价大多是否定多于肯定。傅译《飘》向来被看作是归化译法的代表, 而且通常被作为批判归化译法的靶子, 其原因在于: 长期以来, 很多学者误解了归化与异化间的关系, 片面地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 相互排斥。归化与异化不完全相反, 而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 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那么怎样正确看待俩方法的使用呢？ 异化和归化的含义及在文本《飘》中的应用：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按韦努蒂（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Venuti，1995:20）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傅译中采用归化翻译的内容从形式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词汇层和句法结构层。词汇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的归化。句法层的归化翻译包括对定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摆放位置的归化和对某些介词短语、-ing分词短语等结构的归化。 　　 一部外国小说或一个外国故事，使读者感到陌生、并有可能影响阅读兴趣的首先是故事中的人名、地名。许多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有时干脆跳过那些生涩难读，却又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地名，甚至读完之后还不知道故事中角色的姓名，不无遗憾，而且还会影响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如果采取归化译法，则会提高读者兴趣，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傅东华先生在其《飘》译本中几乎归化，汉化了所有的人名、地名。小说中有身份、有地位人物的姓名，特别是姓氏，几乎都翻译成了汉语中的常见的人名，姓氏。如郝思嘉（Scarlet O’Hara）、郝爱兰（Allen O’Hara）、郝嘉乐（Gerald O’Hara）、汤谠谟（Tom Tarleton）、汤保义（Boy Tarleton）、汤伯伦（Brent Tarleton）、汤司徒（Stuart Tarleton）、卫希礼（Ashley Wilkes）、卫英第（India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