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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VS孔子 ——由二人看中西政治思想 张翰书先生所著《比较中西政治思想》一书，从历史角度切入，逐步分析政治制度、民主法治、理想国家、政治分工、社会契约等各项课题，章与章之间相互独立而又连成一体。坦白说来，这使我顿觉迷茫，不知从何下笔。但细读之，发现关于柏拉图与孔子二人的政治思想占了书本内容的一半，正如同此二人撑起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半壁江山——故借此二人为引子，浅谈一下读此书的心得体会。 先从二人眼中的理想政治说起。关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首先是他的人治的理论。“柏氏在他有关政治思想的第一部著作《理想国》中，首先提出政治权威必须与哲学智识相结合的理想，所以他理想的政治是哲学家做国王。有这样的哲君主持国政时，就应该由他运用智识，随机应变去做，而无拘无束的。”《理想国》是讲专尚人治，而不用法治理论。柏拉图在其第二部著作《政治家》中就此观点再加发挥：“有这样真正的政治家出现时，就应该听他自由运用卓越智识，处理国政，而不要拿法律来拘束他……以普遍、简单的法则来拘束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政之处理，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但此时柏拉图的意见稍有改变，即认为在真正的政治家不可得时，法治可以作为次一等的善政来施行。其次是他的法治的理论。有趣的是，柏氏在其第三部著作《法律篇》中，观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深感理想的贤哲政治不易实施。于是主张国家要制定一部法典，以使实际政治达到最好的境地。”在该书中，柏拉图提出了一句关于法治的名言：“依法以统治自愿被统治的人民，而不是强迫的统治。”小结一下：柏拉图先主张人治，后主张法治。 再看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主张以德性为中心。“大原则是德性可以指导政治，政治的好坏决定于德行的程度。君主或领导人自身行为之德性程度是政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孔子的观念偏重于人治，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可得时，就应该听他以身作则，多发挥德政的作用，自然可以国泰民安。至于“政刑”，只是辅助作用，必要时才使用。 以下是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柏孔二人都对理想陈义甚高，但促其理想实现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孔子始终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追求并不切合实际的“德政”，望求出现理想的统治者来实现最好的“人治”，迄未改弦更张；而柏拉图则以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加多，益以屡经挫败，乃渐感其理想之难以实现，而逐步修正，改变自己的主张，从力主人治到主张推行法治。那么，这二人之选择变或不变的原因何在？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他们的自身性格使然。孔子偏内敛，性格偏执、倔强，故抱着“人治”、“德政”的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柏拉图性格柔和，又精通哲学，易根据情况做出理性的思考，故逐步修正其主张。二是其所处环境的原因，“人是环境的产物”。自夏商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专制制度，“一人之治”，孔子时期亦如此。孔子有一项重要主张是“正名”，意即政府的各级负责人应各就其担任的“名”，做好应尽的职分。对充分尽到应尽职分的君，孔子是予以肯定的。至于倘若有不合格的君，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将政权转移？换一个合格的君？如何换？应经过何种程序？这些问题，孔子都没有说明，或进一步说，当时社会没有任何人来说明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社会，君主专制是唯一的政体，大家都认可这样的一种制度，没有人怀疑，没有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的政体来代替君主专制。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纵使孔子怀抱的“德政”的“人治”思想无从实现，他也只会寄望于出现圣明的君主来实现他的主张而不是否定他自己的“人治”思想，窃称之为“环境局限性”。而相反，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时期，而雅典的民主政治较为繁荣。在这种环境下，柏拉图因寻不到“真正的政治家”来实行人治而转向法治思想，也是情理之中。 由以上问题的回答，我们将文章引导至中西政体的内容上。作者先点明中国的政体：君主世袭。在罗列了孔、孟、荀、韩非、董仲舒、韩愈、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世袭，如此恶制，在我国竟行之两千余年而无改；并且，其间又无任何其他政体的试验与比较。于是，此制乃成为两千余年唯一的政体。这是我们政治历史的特殊之处。”此真一颗响雷在我脑中炸响，缘何至此？我在“中西民主思想之对比”一章中找到了答案：在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直有很显著的“民本”思想，但是绝无民主、民权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民本与民主、民权区别何在？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所谓民本，就是视人民为政治的主体，政治上的一切设施应从人民的观点出发。“民本”思想自上古就有。如《尚书》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如《诗经》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嗣后历代都有人阐扬民本思想，如孟子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吕氏春秋》中的“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贾谊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陆贽的“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