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黄宗羲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docVIP

质疑黄宗羲“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作者：天裔 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的“置相”一篇中开头第一句便写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很显然，这是一个判断句式，很容易给人以文字视觉上的冲击，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种认为明代政治很糟糕的印象。也许很多人都没有真正读过《明夷待访录》这本极具黄宗羲启蒙思想代表性的名著，甚至连其中有关相权的论述与重新设计的“置相”这一篇文章也未曾看过，但“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句话却广为人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有关明代历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都经常引用到这句话，以借此来进一步佐证明代的集权专制和政治黑暗。我才疏学浅，但对黄宗羲的这句话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不敢妄谈反驳，只能说是质疑。 毫无疑问，黄宗羲对君主专制体制是深恶痛绝的，在其著作中都是抱着出离的愤怒以触目惊心的文笔猛烈斥责历代帝王的残暴与贪婪。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在未得到天下之前“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在坐稳皇位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由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黄宗羲惊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可以说，他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明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开明绅士们对于极端不平等的专制体制的厌恶与反抗，这无疑是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注意一点，黄宗羲的这类论述是很偏激的。“为天下之大害”的皇帝不是没有过，但毕竟是少数，岂能这样过分的以偏概全。从实质上而言，黄宗羲对于帝王的强烈批判是基于他反对君主专制体制这个原则思想的，他所极力否定的不是帝王本身，而是这个有太多弊端和压迫的糟糕体制。比如在他的政治设计中就从未指出要废黜君主，而是提倡凡事全由宰相会同大臣们商讨决策，皇帝只能“同议”，无权审改[2]，已然类似于君主立宪下的责任内阁制，又主张“公其是非于学校”以使“天子不敢自为非是”[3]。所以说黄宗羲在其著作中对帝王尤其是针对明代的批判大多是不能作为确切事实的，这种对史料的偏激处理只是用来佐证专制体制的黑暗并引出他对于今后政治的设计蓝图。扯了这些只是大概介绍一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而说明他的一些偏颇论述是不足以作为严谨的历史研究的根据的。当然，这么说肯定会有朋友要批评我太唯心了。仅凭这点自然不够资格来质疑黄宗羲，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仔细分析这句“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是否得当。 具体的讲，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代没有过好的治理，也就是明代的政治非常糟糕，往大了理解就是明代的社会一片乌黑；二是说正是因为明太祖废掉中书省、罢免宰相并在《祖训》中特地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的，并不许立丞相”，才导致了上述的情况这第一层意思其实并不明确，从整篇《罢相》看来，黄宗羲这话的主要宗旨还是在于提纲挈领的批判太祖罢相这招实在是贻害无穷，而且纵观《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也没有给出过翔实的资料来证明明代的一切治理措施和效果都很不“善”。与此相反，即使是窃明而代之的满清统治者也不得不称赞明朝是“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钱穆曾指出明太祖亲自创立或加以改革的学校贡举、翰林院储贤、厉行察举、黄册鱼鳞册及“颇得唐府兵遗意”的卫所等制度都是“好制度”，并总结说：“故明代的政治设施，虽论其用心，未得为当，而亦与两汉、唐、宋诸朝并为中国史上之一段光昌时期”[4]。又如《剑桥中国史明代卷》中所写到的：“（明朝）这个与西欧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 的确是欣欣向荣的……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前还是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否认明代诸多政治设计中是存在不少弊端，但如果因为这些经常被夸大的错误就误以为整个明代都是黑暗专制的，很显然这也是及其不公正的。下面还是针对最主要的第二层意思来让我们具体看看自洪武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是否弥补了明太祖废除丞相制产生的不良政治影响，到底像不像黄宗羲所说的那样不堪。 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明太祖罢黜相权之后，使得皇帝们自此身兼国家领袖和政府首脑，独揽皇权和相权，“不论大小皆决于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发展到了巅峰。然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事实绝非如此。 众所周知，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时罢中书省，废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分中书职责于六部。这一举措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在此之前的任何帝王，即使是再昏庸无道的皇帝也没有做出这样的壮举来。于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被后世传为贪恋权力、残暴独裁的暴君。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无知得不值一驳的，暂且在这里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明史《周观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