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加拿大传教士豫北护理教育初探doc.docVIP

近代豫北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护理教育述论* 冯秋季 （新乡医学院社科部 河南 新乡 453003） [关键词]：护理教育；豫北；近代；加拿大医学传教士 [中文摘要]：借医传教的实际需要，使加拿大医学传教士逻辑性地选择了护理教育。他们根据近代中国既有规范和豫北民情，设计了男女兼收的学校专门教育、委托培养、实践培训等教育模式。独特的教学设计不仅为其赢得了宗教传播的合理平台，也为当时和当今的护理教育提供了借鉴之资。 清末民初，在外国传教士借医传教活动中，西医护理学知识开始了在中国传播和被民众接纳的过程。不同的传教主体，由于其国内护理事业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中国各地民众情况的差异，他们传播护理学知识的形式不尽一致，影响层面也各异。在豫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开办了近代以来首家护士学校，他们设计的护理教育模式，既有我国当时护理教育的一般规律与要求，也有切合当地实际做出的自我调适。这些特点，有的当时看来落后于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要求，但今天已成为护理学发展的一种方向；有的当时仅是一种摸索途径，但却为我国当前护理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考素材。 1 护理教育：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的逻辑选择 1887年，加拿大加入了对华借医传教的行列，并将其在中国大陆发展的目标锁定在地处内地、人口密集，且仍为基督教“真空”地带的豫北地区，在近代主要包括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和卫辉府（今卫辉）所辖范围。为了有效接触当地民众，他们“机智地”将传教融入疾病诊治与护理过程中，先后在安阳、卫辉、沁阳三处传教总站分别建立现代西医院，即广生医院、博济医院（1922年后改名为惠民医院，即今天的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前身）和恩赐医院，接诊、收治各种疾病。然而，传统护理与现代医学的冲突开始显现：传统护理主要是患者家属或仆役在家中煎药端水，照顾患者；在西医院，患者有时须住院接受医生的即时诊断、随时观察或手术治疗。在西医院病房（同时也是街区小教堂）内，患者的饮食、起居、敷药、服药，起初均由家属照管，然而，家属不懂基本的西医护理知识，往往是患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当医生告知家属护理要点时，家属也不知如何是好。“由于缺乏必要的术后护理条件，许多手术无法进行”[1]。患者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与西医护理要求相距甚远：他们没有洗澡习惯，有的甚至十多年不洗一次；由于无细菌、传染、感染等概念，家属同患者一同吃饭、生活；手术过后，患者仍穿原来的衣服，仍睡原来带过来的木板床；还有，因为怕伤风，他们门窗紧闭，不使空气流通。……这些使传教士认识到，没有或缺乏有效的护理，西医（尤其是手术）再好的疗效也显现不出来；因护理错乱带来的医疗后果，将会激起民众对西医及医学传教士的怀疑甚或反对，从而影响传教效果。对此，医院开始招收一些教徒或其子女到医院给医生做助手（当时称为先生，即护理员），帮助从事一些护理工作。如卫辉博济医院的马纪良、申启林、郭新[2]，安阳广生医院的张汉卿、贺子宾等[3]。但是，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住院人数日渐增多，护理人员紧缺更成问题。据统计，1920年，加拿大3所教会医院共拥有男病床152张，女病床155张[4]，当时在豫北的加拿大护士，最多时也仅有马多士（Margaret I. Maclntosh，1889～1927年在豫北）、盖麻姑（Margaret R. Gay，1910～1940年在豫北）、饶秀贞（Jeannet C. Ratcliffe,1916～1940年在豫北）等7人[5]，无法满足医疗工作开展的需要。为此，一方面加拿大传教士不得不吁请国内增派来华专业护理人员（从1889年到1919年，加拿大差会派到豫北的医生有16人，护士仅9人；而从1920年到1931年间，派到豫北的医生是6人，护士有9人[5]），另一方面，考虑开设护士培训学校，专门培养护理人员，为教会医院服务。 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开办护士培训学校，也是外部压力使然。在加拿大，国家护士培训组织1908年成立，护士培训开始变得日益专业化、标准化和有组织化；在中国，1914年，中华护士会在上海成立，到1920年，在该机构注册的学校已有30所[6]；1915年，时任博济医院院长的加拿大传教医生敖尔德访问了中国十座城市的18家教会医院，发现绝大多数都已有或正在筹备专业护理服务[7]。更主要的是，据1920年2月“中国医疗传教会”公布的192所教会医院调查报告显示，河南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人员几乎处于最差行列，其表现之一是，河南不仅现有护理人员缺乏，而且，尽管41%的医院有培训中国护士的机构，河南却一个也没有[8]。这些使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深感压力巨大。总之，内外局势给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创办护理教育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 1922年，豫北地区唯一的（也是当时中国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最好的[9]）现代化综合大楼建成，博济医院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