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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　　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民族危机加深。列强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俄国战败，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1903年至1904年，英国乘机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清政府既要对外赔款，又要对内搞“新政”，开销巨大。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发生较大规模的民变多达1 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第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为摆脱《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国内外困局，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清政府1906年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预备立宪期为9年的君主立宪方案。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不可避免。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1991、1997、1998、1999年有命题。）　　（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同时，他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也发现清朝的更严重的腐败状况。1894年上书失败，他的思想也从改良转为革命，这是孙中山的一个转折点。　　1894年11月，他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他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