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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何应钦 宋美龄 周恩来 和平解决 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在整个事件中，张杨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件，而处处保护着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前，张学良就一再强调要“活捉”，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张学良甚至煞费苦心，特地安排负责行动的一〇六师师长白凤翔与蒋介石相见，目的就是为了让白凤翔认住蒋介石，避免在混战中错杀蒋介石。张杨二人从一开始就把“捉蒋”定性为“兵谏”，而非“叛乱”，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直接影响了二人后期的态度。二人一直坚持劝服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轰炸西安时，通过紧急与宋美龄及周恩来会谈，保证蒋介石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南京方面的分歧12月12日上午十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宣布“扣蒋兵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讨伐”与“营救”两种力量不断角力，瞬息万变。各地方军阀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各怀鬼胎。而在国民党内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央方面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与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的斗争。当天晚上，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何应钦暂掌军权的决议。当时黄埔系的一些青年将领，纷纷要求“血洗”西安，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在这种主战的气氛下，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民党军队扫荡西安。与此同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首的宋氏家族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应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希望通过谈判来使蒋介石获释。宋美龄认为所谓的军事讨伐，只会促成蒋介石速死。事实上，何应钦坚持武力讨伐，既有对党国利益的考虑，也有个人利益的因素。于党国利益来说，何应钦作为中央的二号人物，自然忌惮地方势力的上升。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理性地分析，他坚持认为如果采用和平方式等于纵容了地方势力，削弱了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为了从中渔利，向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国民党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将采取强硬手段，而何应钦恰恰是亲日派。何应钦主战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出兵讨伐缓解与日本方面的矛盾，拖住日本，避免与日本的战争提前爆发。而于个人利益上来说，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讨伐西安时，何应钦曾电请汪精卫早日回国，准备建立汪何联立政权，这也反映了何应钦的野心。作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一旦在讨伐中蒋介石丧生，他就可以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夺取军政领导权，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结果，符合其个人利益。但宋美龄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在她的力争之下，何应钦勉强同意，请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于12月14日飞往西安探明情况。端纳受宋美龄之托与蒋介石长谈，并转交宋美龄信件，蒋介石态度稍稍缓和。12月17日，蒋介石亲笔写下的停战手谕传至南京，要求其保持克制。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同意暂停轰炸西安，准许宋子文飞赴西安营救蒋介石。对比何应钦的主战与宋美龄的主和，最终自然是宋美龄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