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杰雄：有思想巨人才有国家富强.doc

有思想巨人　　才有国家富强 易杰雄 ? 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实质是创新的竞赛。然而，怎样才能有许多重大创新的不断涌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呢？ 1953年，天才的物理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在总结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而西方的近代科学却发展飞快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奇怪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这一段意思看不懂？怎么理解 有人不同意爱因斯坦这一说法，理由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曾在全世界领先过1000多年。我觉得这与爱因斯坦的上述结论并不矛盾：中国古代的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四大发明，是在逻辑的东西和系统实验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作出的。而近现代科学没有这两个前提是不行的。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把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归罪于政治家对其不重视，也没有责怪企业家缺乏远见，未能加大对科技事业的风险投资，甚至没有怪罪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差，而认为这是由于该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未能为社会提供好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这种说法尽管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上述几方面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把逻辑仅仅归结为形式逻辑等。但我认为，他强调哲学家、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这一思想也是很深刻的。 从认识的形成来说，当然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这只是大致上讲，因为实践本身就包含着认识，是受思想支配的）。但从认识的指导作用来看，方向则相反，有了正确的认识总要用于指导实践，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决定实践的内容、方式和过程。不用说，在认识指导实践过程中，原有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不符合实际，不完善的地方，在新的实践过程中会不断地暴露出来，及时得到纠正、补充、完善和发展。但旧唯物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们看来，没有实践哪有认识？思想、理论怎么能走到实践前面去？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历史过程、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一个前后有联系的过程，而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是反复出现重复起作用的。所以，从实践中获得的、只要是具有普遍性的，关于历史过程、事物发展的本质的规律的正确认识，它对以后的新的实践就具有指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认识活动才有必要和有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主要区别之一。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哲学为中心的社科这就是说，思想、观念很重要并非都是消极地追随历史，它们可以、也应当超越时代。 过去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夸大了人的实践能力，有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倾向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这就是：要想做到，首先必须想到。其实，爱因斯坦的论述与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只是表达上的不同：“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个民族哺育出来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这个民族理论思维的领头羊，他们的见解如能获得尊重，他们的创新思想如能被付诸实施，对社会无疑会起到一种巨大的牵引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繁荣、社会的飞速发展，无不是对其有大思想家、对能理性行动的奖赏；观念一旦转化为生产力是巨大的而一个国家所以会停滞不前，无不是对其由于缺乏大思想家，或不尊重他们，以为有了权就有了真理，为所欲为，愚蠢地瞎折腾的惩罚。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就一再地在证明这一点：谁想得少，谁犯错误就多，谁进步就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有思想巨人，才有国家富强！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在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和丹皮尔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对达姆斯特和赫旁萨编的《科学技术编年表》上1501-1950年间的重大科学成果做统计学研究，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期世界总数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把保持其为“科学活动中心”的时期叫做“科学兴隆期”。由此他发现，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上发生过这样五次大转移： 1540-1610年，意大利 1660-1730年，英国 1770-1830年，法国 1810-1920年，德国 1920- 美国 其实，如果把这些国家“科学兴隆期”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除了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外，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也给人类提供了大量新的、影响深远的东西；政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