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在国企或者外企工作没有最好只有适合.docVIP

国企外企——各有优劣 　　“那时候我还没坐过飞机，觉得去航空公司工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199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毕业生马众抱着这种心态加入了东方航空。在这之前，他拒绝了一个去外交部工作的机会。 　　但这个原本是东航为了适应增开的国际航线而召入的外语系大学毕业生，由于公司战略调整，被统一分配到了售票处。马众所认为的有趣的工作，成了每天坐在售票窗口里，应付拿着各式介绍信前来买机票的旅客。“那时候完全是懵懂，对售票这件事不大有概念，没觉得好，但也不觉得跟自己本来预期的工作之间有落差。”但当他发现跟他同批入职的很多同事都是在航空公司实习过的航空专业的学生，他们懂得售票的流程，可以直接上手操作，而自己却还需要师傅手把手教的时候，动力就来了。 　　在职场上最有冲劲的这一年半，马众把卖机票也当做一份事业来做。他自己找材料学习国际联程票价的计算、为客人设计合理行程、完成复杂订座解决方案这些业务上的细节，同时把提高售票速度和准确率作为跟自己的竞赛。他每天都提早到岗，预留一两张热门航线的余票，以便在遇到确有急事的旅客时可以帮到他们。分辨那些焦灼的面孔究竟属于特急的旅客还是忙于倒票牟利的“黄牛”，无意中成了他最早的“面试”工作。 　　这让他成为同一批进公司的毕业生中最早被提拔的员工：入职一年半成为售票处经理助理，又过了半年被提拔为副经理。最后，在售票处工作了五年后，马众被调去东航总部，担任公司党委组织部的组织员，负责党建和干部管理。 　　对马众来说，这是他升职最快的五年，“当时我算是公司里最年轻的科级干部，踌躇满志地想要好好干点儿事。”但随即马众也发现依靠自己现有的能力要承担起管理者的角色是一个挑战。有一次，售票处要上线一个24小时服务项目，他好不容易完成了排班表，却接连收到好几个同事临时有事不能值班的要求，最后的处理办法是只能自己去顶班。“当时还没有领导力的培训，没人指导你怎样从管好自己的工作到管理一群人，要让团队工作成果符合你之前的规划，挑战很大。” 　　升职很快，并不代表职业发展就此一帆风顺。“在国企，你往往很难对自己的职场路径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努力工作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但能否升职还是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像在外企中上下级之间对职业发展有清晰沟通，马众说他当时其实并不了解每次晋升背后，领导们都是看中了他的哪些具体能力。 　　这也是国企人才发展的模糊之处。你不知道评价体系，不知道触发点在哪里，自然也不容易找到方向。 　　2000年的时候，马众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年他被调到东航人力资源部担任副总。工作内容除了例行的计划内工作，如人力成本预决算和调整、工作检查与被检查、与分子公司和各下属单位沟通之外，更多的是处理临时性、项目性的事务。“ 国企中，一些自下而上的意见和建议会不时引发对系统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调整的需求。”常见的例子是，基层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向总部领导反映了待遇问题，领导马上就要求人力资源部去做调研并提出解决方案。处理这种问题，马众要考虑的不仅是满足这些基层反馈上来的合理性要求，还要小心翼翼地控制公司整体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均衡不被打破，“处理这些例外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一旦将这些例外转化成整体优化的切入口，并最终将它们固化下来，是很有成就感的。” 　　担任东航人力资源副总的经历，使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在提升人的能力意愿的同时控制人力资本风险对组织绩效的意义，也更有意识地加强了人力资源领域的学习。“这几年中，我开始逐步确立了人力资源的专业意识，之前都是相对偏重航空领域的行业意识。” 　　但是此后，在人力资源部副总的岗位上，马众有八年没有再调动。“ 在一个岗位上做久做深，有时也意味着能够调动的机会相应变小。”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跟他进入东航的头五年获得快速升迁一样，在个人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国企固有的微妙的所谓不可控因素。 　　他做出离开东航加入怡安咨询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我渴望找到对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更有引领意义的专业化思路。” 　　在东航，马众几乎参与了这家特大国企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全过程，见证了企业摆脱传统国企“人治”模式，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努力。但随着工作的深入，马众也发现过于偏重制度建设而忽略人的因素同样干扰执行力，“制度的生命是人赋予的，也是人可以剥夺的。如果人不具备尊重制度的价值观，再严格的制度也会被搁置一边；如果不重视人的特质、能力、风格等因素与企业、岗位要求的匹配，再科学的制度也很难有效实施。”2007年年底，怡安集团的人力咨询业务进入中国，开始组建团队，跟它们的接触让马众发现之前在东航的长期工作中积累的困惑有了通过专业视角找到“解药”的希望。 　　2008年年初，马众到怡安亚太咨询（上海）有限公司（2010年年底，怡安集团收购翰威特，成为怡安翰威特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商务发展总监，最初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