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论文-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doc

民族主义论文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摘要]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　民族主义 　　 　　一、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特征：劣根性、奴隶性 　　甲午战败，尤其是戊戌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所到之处皆被西方国民朝气蓬勃的气象吸引。在西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启示下，他认识到具备现代国民素质的国民才是西方发达的最根本原因。不同于洋务运动客体层面局部西方化的做法，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试图从文明主体近代转换中寻求文明发展的更有效路径。从人的角度探究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路径决定了他只能得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合时代需要的结论。梁启超把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直斥为劣根性而加以批判。一方面，中国国民的民族劣根性呈现出“天下最可耻之事”的奴性特征。奴性意味着独立性缺失，“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以奴隶自处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四万万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无知者必“好伪”。在今日中国，“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伪而好之”，国家因此“成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好伪”者必致“无耻”。自上至下，满国皆为无耻之人，“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士惟无耻，“八股之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下之奥”；商惟无耻，“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另一方面，奴隶性已成为国民常态。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小官吏对于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国民奴隶性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不仅“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普遍而深重的奴隶性使中国国民“生如无生，人而非人”，使民族“自沦”，是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国民奴性已然成为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而不为中国人自知。 　　二、作为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新民”的民族性特征 　　什么样的国民才符合时代要求?中国国民需要怎样的转变才能成为强国富民的根基和保证?梁启超以大量精力探索这一救国新路，并以其超人的智慧构建了一个涵盖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心理、习俗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系统和富有时代性的崭新国民形象：“新民”。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虽然以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的大方向下、于中国传统规范的资源中寻求可能的结合点，把中华民族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内容与西方反映工业文明发展需要的时代性内涵结合起来，构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国民素质结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明确中国国民素质的重构必须借鉴和吸纳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国民性改造大前提之下，梁启超反复强调要对中国民族性传统进行“淬厉”，有选择地提炼传统道德中具有超越价值的部分，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民”道德的重要组成。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梁启超融合中西却凸显民族性的塑造新民的特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1901年6月16日至7月6日《清议报》登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之中。他阐述了“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等“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凡人类所当具有。缺一不可者”的“十种德性”，煞费苦心地在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性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民族性内容之间寻求现实的契合点。但是，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颇有造诣的国学大师，再加上对工业文明的实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得他在融合中西的努力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倾斜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成分。 　　首先，论自由而强调服从。梁启超看到自由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强调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自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