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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与“实”之间 ——重释《风景》兼及“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 张小刚 王莹莹 1987年，方方完成了新作《风景》，与她此前的小说相比，《风景》“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对发表后的反应也没有特别的期望，所以也没有去选择发表的刊物，只在湖北一家文艺出版社办的一本名为《当代作家》的刊物上发表出来便算完了。”[1]但是，一年之后，《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了这篇小说，于是《风景》声名鹊起，受到评论家的热烈追捧并被收编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有的文学史家的眼里，《风景》至今依然是方方“最好的作品之一”[2]。所以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作家论的角度看，重释《风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抛开二十年前由于潮流化的命名所造成的诸种历史“误读”，将《风景》这一文本重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检视其中描绘和建构的独特的时代景观、重审其独特的叙事姿态便是可供尝试的一条道路。在《风景》诞生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以战无不胜的力量改造和重构着种种社会图景。这时候，从封闭到开放的狂喜已然退潮，随之而来的是“冷静”的历史审视和自我反思以及感应着时代巨变出现的文学姿态的调整。在“改革”大潮中诞生的《风景》深深打上了种种时代的印痕，这不仅仅指其总的观念结构、叙述姿态，还包括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剪裁和取舍、重释和改写。而通过对文本的“还原”性解读和对文本的“名”与“实”之关系的辨析进而重堪“新写实小说”的“起源性”问题，也是我们重新进入为文学史所定型的“新写实小说”的一个有效途径。 汉口：城与人的“互动” 在“新写实”小说作家当中，方方是最早尝试将视角伸入历史深处、力图在较为广阔的时代风云变换中叙述家族历史、命运沉浮的作家。方方于1957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她的父辈们并不喜欢武汉这个城市，但是方方却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闭着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经有过的场景。”[3]在她关于武汉历史风物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她对这座城市除了历史的冷静审视以外，更多的则是情感上的依赖。“它的历史沿革，它的风云岁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仟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黄鹤；它的风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语；它的柴米油盐，它的杯盘碗盏；它的汉腔楚调，它的民间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的笔下。古诗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4]而《风景》正是以独特的视角回溯她对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底层市民的理解。在《风景》中，方方超越了对城市与人、“现代”与人的关系的单向度的书写模式，而是在城与人相互生产、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中展开独特的人生故事。小说中的汉口绝不是一个可以游离于人物命运之外的抽象背景，也绝不可被其他城市所置换；而父亲一家三、四代的命运传奇也只能在汉口这个独具特色的城市中展开和上演，我们对小说的理解也只能在这种城与人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展开。 《风景》中人物命运的浮沉总是与汉口的文化性格和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地处汉江之汇的武汉三镇，码头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步。清道光30年（1850年），汉口仅有码头8座……汉口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建立和长江近代轮运的日益发展，长江沿岸相继拓建了一批近代轮运码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码头发展到14个，其中8个在租界内，6个在与租界相连的江边。”[5]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将汉口视作一个码头城市是无可非议的。小说中的祖父正是在汉口近代化的过程中踏上了他西行的漫漫征途，与这个城市中独具特色的码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参与到对汉口的码头文化的构建当中。祖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从河南周口逃荒来到汉口，开始了在汉口打码头的生活。“祖父是个腰圆膀粗力大如牛有求必应的人”，因为祖父具有一个码头工人特有的身体素质和性格特征——“英勇和凶悍”，于是，他很快便成为便于码头融为一体。“祖父是打码头的好手。洪帮所有的龙头拐子都对他倍加赏识。”[6]也正是祖父的“英勇和凶悍”将他送上了死路。“为祖父哀伤洒泪的人几乎是一望无边。父亲至今也没想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猜测大约是祖父善打码头的缘故。”[7]祖父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模式赢得了父亲的高度赞同，于是，父亲在祖父死亡之后加入了打码头的行列，开始了另外一段“辉煌、灿烂”的人生。在父亲的生命中显现出独特的回忆价值的是“民国三十六年轰动武汉的徐家棚码头之争”。码头上的父亲尽显其“英雄风采”： 父亲穿一件黑袄，搭肩往腰间一扎，显得威风凛凛。他上船前喝了至少八两酒，酒精把他的血烧得一窜一窜地周身痒痒，故而他对挤进骨缝的寒风感到莫名地欢喜。他望着浩渺长江，脸上像拿破仑一样毫无惧色。[8] 码头不仅给父亲提供了谋生的场所、经济的支援，更是父亲展示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父亲只有在码头上才能产生一种深深的自我认同感。所以，即便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