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诗经》第二《诗经》.doc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诗经》的编定： （一）何谓《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作品。 何谓“经”？ 《说文解字》说：“经，从织也。” 清朝学者段玉裁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二）《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消息。 1、所谓“献诗”，源于《国语·周语上》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即按周代制度，王室的公卿大夫也有献诗的义务。 又《国语·晋语六》说：“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 《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史为书，瞽（gǔ）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说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礼记·王制》也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诗经》也提到“王欲玉汝，是用大谏。” （郑笺：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 《诗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献诗的目的，从天子的角度来说，是“观民风”；从臣子的角度来说，则为讽谏。 2、“采诗”之说出自汉人。 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瑶、歌戏。” 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又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汉人所说的这种以观风察政为目的的采诗制度，是比较可靠的。 3、所谓“删诗”，是指现存《诗经》的编辑过程。汉人认为《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的。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可信。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xiè）、后稷（jì），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rèn）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唐人开始怀疑孔子删诗说。 孔颖达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 清人崔述说：“子曰：‘诵《诗》三百……’子曰：‘《诗》三百……’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礼。’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左传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 方玉润说：“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 所以，“孔子删诗说”是靠不住的。 （三）、《诗经》的分类。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为何要做如此的分类，出于何种考虑？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南宋王柏《诗辨说》曰：“有腔调不同之说，有词气不同之说，有体制不同之说，或以时分，以地分，以所作之人分，诸说皆可参考。” 风行汉唐的权威说法是《毛诗序》的“功用说”。《风》的功用是教化：“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的功用是纠察王者的政治：“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的功用是赞美神灵、歌颂君王：“”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宋代以下，影响超过“功用说”的是宋人郑樵的“曲调说”。郑樵《诗辨妄》着眼音乐，指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曲调：“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这种见解比“功用说”合理。 所由说，《诗经》的分类主要立足音乐，并考虑了音乐和地区的关系。 何谓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即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