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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史》课程学习参考资料 一、名词解释 理式：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理式或译为“理念、观念、理型、模式”等，是柏拉图构想的一个境界，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是实体，思想中的理式世界永恒不变，绝对存在，是万物的原型，万物是他的摹本。 净化：Catharsis 或者Catharsis，净化，又译“卡塔西斯”，后来弗洛伊德所谓的“宣泄”也是用这个词。卡塔西斯、宣泄、净化或陶冶，本指医学术语，指放血或用泻药治病。“净化”起初是指古代宗教祭祀活动所导致的一种情感作用，即通过热烈的歌、舞、乐将内心的激情摹仿出来，灵魂得到解脱，便也得到了净化。“净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解说悲剧的重要概念，悲剧中的“净化”，既是通过“怜悯和恐惧”，也是要排除“怜悯和恐惧”，最终求得新的和谐。 过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过失说”，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该是犯错误的，有弱点的好人：“他不以美德或正义著称。”但是“他之所以陷入否运，并非因其恶德败行，而是因为‘错误’（过失）。”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过失”可以包括两种：一是判断不明的错误，比如俄狄浦斯；二是道德选择的错误，比如美狄亚。即无意的“失误”和故意选择的“罪过”。 或然率和必然率：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诗学》所说的“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对而言，“已经发生的事情”多半只是“个别的、偶然的”，“或然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情，才更具普遍性。所以亚里士多德相信“诗偏重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重于叙述个别”；即使诗人选用历史题材，也会从中挖掘“符合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事情”，只有这样，才成其为诗人或者“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由此从“摹仿”得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结论：艺术不仅可以表现真理，而且“诗歌比历史更真实”。 合式：“合式”的概念可以导源于苏格拉底对两种“和谐”的区分。第一种是一般而言的合适比例，这是抽象意义上的美，是客观的和谐；第二种才是针对一个具体对象及其特定功用而言的合适比例，这是具体的美的对象，是主观的和谐。“合式”来自后者。贺拉斯的“合式”，主要是指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要同整体构成“恰当”、“得体”的对应关系，以保持内在的秩序和结构的整一。“合式的原则”与“借鉴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相并列，是贺拉斯所提出的“古典主义三原则”之一。后世的新古典主义者常常使“合式的原则”成为一种僵死的法则，而研究者认为贺拉斯的“合式”主要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节制感”。 寓教于乐：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是《诗艺·诗人》篇最突出的内容。他主张文艺应使教益和娱乐相结合，寓教益于娱乐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明确提出：“诗人的目的在于教益或在于娱乐，或者在诗中使娱乐和教益相结合”；但是唯有“寓教于乐的诗人才博得人人称可，既予读者以快感，又使他获益良多；这样的作品可以使书商腰囊饱和，使作者扬名海外，流芳后世不湮没”。 崇高：朗吉努斯所谓的“崇高”，主要是指文章风格的审美特征。它不仅涉及修辞学，更重要的是属于文艺学和美学的范畴。朗吉努斯认为崇高风格应该具有以下特质：高洁、深沉、不同凡响的意味、激昂、磅礴、如火如荼的热情，旷达、豪放、宛若浩海的气概，刚劲、雄健、炮击弩发的劲势，以及高超、绝妙、光芒四射的文采。他认为“崇高”的根源在于崇高的事物和崇高的心灵这主客观两方面。但他强调的是主观方面，即崇高人格。 诗歌的四重意义：诗人但丁在《致斯加拉亲王书》中，提出“诗歌的四重意义说”即“字面的”、“讽喻的”、“道德的”和“神秘的”，并将神学家的象征理论移植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中，用以解释《神曲》的主题。全书的主题，仅就字面意义上说不外是，灵魂死后的情况，若从讽喻的意义来了解这部作品，它的主题便是人，由他自由意志之选择，照其功或过，应得到正义的赏或罚。 “三一律”：古典主义文论将其作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范。卡斯特尔维特罗在解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础上，将原有的“情节 整一律”拓展为情节，时间，地点都要求整一的“三一律”，他提出在悲剧中，情节单一，事件的地点不变，事件的时间应当不超过十二小时（一天之内）。尽管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原意的“误读”，但在当时戏剧普遍存在情节散漫纷杂，地点变动不居，时间混乱漫长现象的情况下，对艺术起到了规范和革新作用。 新古典主义：17世纪初产生于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后来影响扩展到欧洲各国，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在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为典范，其主要特征是具有为君主专制王权服务的鲜明倾向，注重理性，模仿古代，重视格律，追求宫廷趣味，语言华丽典雅等。 古今之争：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体裁上有两次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