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思想流派1.doc

一、贺拉斯的翻译模式 贺拉斯(公元前65-8)，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使之名垂千古的是他写给皮索父子二人的诗体书信，其中有长达二分之一的内容都与戏剧的创作有关，这就是被百年后的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体良称为的《诗艺》。对翻译的译论散见于这篇名著。贺拉斯主张活译，其观点集中的表现为“忠实的翻译”这一概念上。然而贺氏的“忠实的翻译”，其对象并非文本，而是“顾客”，这些顾客是贺拉斯时代的顾客。“一个忠实的笔译者/口译者”是为人所信任的，他按时完成任务，让双方都能满意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口译者的他要在委托人之间，用两种语言来协商;如果是笔译者的话，他要在顾客和两种语言间来协商。协商是关键所在，它反对传统的对等的忠实”，也就是说，要想做成生意的话，笔译者和口译者有时得不太忠实地翻译才能避免谈判失败。贺拉斯提出要灵活地翻译，并着重指出要忠于“顾客”，顾客是翻译的终极指南。贺拉斯翻译模式中的“顾客”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语境”，“忠实地为顾客翻译”为后人发展成为“根据语境来翻译”的翻译原则。事实证明:协商在“贺拉斯模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忠实性”的对等翻译是相悖的。 “贺拉斯模式”没有宗教文本，但是它却具有当时占有特权地位的拉丁语言的特征。这便意味着“协商”具有向拉丁语倾斜的倾向，而并非达到绝对的平等。而在今天则是英语“把其它语言，尤其是第三世界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偏向英语，所有的外国的、异域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了。也就是说，翻译中特权语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先进思想、高级技术、尖端医疗教育手段向次发达地区的传播;但它不利于保护特殊民族文化，特殊的民族语言文化可能被同化，甚至泯灭在拉丁语/英语的标准文化中。贺拉斯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施莱尔马赫的反对。然而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技巧，而且某些文本主要是以传递信息为目的。因此，译者在其翻译作品中通过“协商”建立起来的沟通不仅需要体现在文本翻译中，而且还需要体现直接吸纳其文化。与此同时，译者更需要考虑到其译文的读者，以便尽可能准确地将原文的信息传达给读者或者说让读者容易接受其信息。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被称之为“文本框架”，即:不同的文化可以应用于相同的文本框架。例如，法国文化，德国文化，英国文化都在同一个文本框架中，因为这一框架来源于希腊一罗马的经典文化。再如，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也同属于一个文本框架中，它们具有与其它文化不同的，独特的文本框架。上述这些文本框架都是人为的，历史造就的，视条件而构建的，然而它们决不是永恒或不可改变的。 二、哲罗姆翻译模式 圣·哲罗姆(公元331-420)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拉丁文学，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受命于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对《拉西圣经》以及先前的几种译本进行修改，译作有《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其翻译理论散见于《致帕马丘书》(Letter to pammachius)和译文序言中，主要见解有:“引用我自己的文章其目的在于说明自少年起，我就认为所翻译的是意思，不是词语”另外他还指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像穿着外套一样隐藏了原来的意思，正如茂盛的草抑制了作物的生长。措词服从于语法和修辞，翻译的措词得绕弯子才能讲清几个字能说说清的事。我的译文绝非逐字翻译，我已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其他译者可能注重音节，能用相似的对应词语，而我只考虑内容。” 圣·哲罗姆的翻译模式就是西方翻译史上盛行的一套有关《圣经》的翻译标准。这套标准要求用最简单的话来释义，并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原文文本。杰罗姆模式在西方翻译史上之所以屈指可数，也正是因为它曾经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宗教文本一《圣经》中。《圣经》的翻译必须具有很高的精确性，早期“精确性”的理念是“内在的线性翻译”，也即在翻译中需要词与词的对应。尽管这种“线性翻译”的理因存在着容易被曲解的缺陷而在实践中难以得到长期维持，但是它的翻译理念不仅存在于《圣经》翻译中，而且还延伸到其他文本的翻译中。“杰罗姆模式”为了达到其“忠实性”的主要目的，排斥了许多其他因素。而《圣经》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文本也总是以其“忠实性”为标准，其忠实性几乎已成为它永恒不变的特征。因此，哲氏翻译模式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一部中心的、神圣的文本存在”，即《圣经》。他认为，翻译《圣经》务必绝对忠实，早期忠实的理想就是不同文字隔行对照翻译，字对字，译出的字要写在被译的字下面其结果是，不论语法，还是意义，译文都不通。 由于上述特点决定了《圣经》目前在西方已不再拥有往日的巨人影响力。针对文本翻译，人们已开始摒弃那种缺乏思想的“唯忠实性”，开始重新界定相应的翻译模式，即翻译不再是在词典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