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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话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并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不料今年夏天，敌机轰炸的次数特别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仅文章没做，书也没读。时间是一天天的过去，书因为别人要读，也还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却依然没做。时间更一天天的逼紧，许多朋友的纪念诗文，也拿来读了，许多报纸的庆祝诗文，也提前发表了，于是使我志愿要做的文章几乎转成了急待偿还的文债。这一急，直临到郭先生生辰的前夕。这一急，直临到纪念日特刊发稿的最后关头。可是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惯例，然而我却决不能以偿债的心情，来做献给郭先生的纪念文章。 　　最后关头终于突破了，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我还是说我平常所常说的话罢！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要并论鲁迅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孑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从这样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珍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了。要说的是郭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些什么？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锤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