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补偿概况.doc

选择补偿作为研究的重点，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首先，补偿的问题由来已久，我国有关翻译研究的记载始见于佛经翻译，至 今已有１３００多年。１３００多年来有关翻译补偿的理论研究却少之又少。而由于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损失性，正如奈达所言“既然任何两个会话者对相同的音系，词汇、语法和语篇特征都没有完全相同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在语言交际中总会有一些损失或扭曲补偿便成了翻译时不可或缺的翻译手段。 其次，对补偿的少有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定义模糊，分类不清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补偿仅为弥补翻译过程中意义上的损失，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声音、效果、修辞和意义皆属补偿范围。在分类中，有的研究者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将补偿划分增义，注释等，甚至于将归化和直译也划分为补偿中的一类，而有的研究者则从补偿的位置这个角度出发，将其划分为同位补偿及异位补偿等。最后，建立完整的翻译补偿研究理论体系，对于我国翻译学的建立也有着重 要的意义。而其他手段的示意功能则相对处于弱势因此，他提出，当源语和目的语以不同手段传达示意功能时，不必拘泥源语的形式，可以把转类补偿作为常规翻译策略，在目的语中以不同于源语的手段重建源语所传达的示意功能 其他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其翻译理论时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补偿，如哈蒂姆 (B.Hatim)和梅森 (I.Mason)则认为翻译补偿是翻译行为中，通过使用等效替代手段对某种交际性损失进行的弥补。贝克 (MonaBake)在其《换言之:翻译教科书》一书中，在词汇层等值和超词汇层等值两部分中都讨论到补偿的问题。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将补偿与损失联系在一起，认为有损失处必然要使用补偿，同时各位学者也都认为补偿可以发生在不同位置，可以在不同于原文位置，依赖不同于原文的手段，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实现对原文的补偿。 Ⅱ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出现过一些零星的补偿研究。 研究之初，补偿常常与变通联系在一起。如柯平，当代中国译界翻译补偿研究中一位先行者，他的补偿理论是以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为主要基石。柯平认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导致翻译损失的原因。这是因为，上述差异使得源语符号和译语符号几乎不可能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意义层面上一一对应，有时甚至在指称意义层面上都难以对应。为了在译语规范内保证特定语境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力求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变通和补偿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张达仁将补偿与变通综合在一起，认为这是为了在汉语语法和惯用法范围以内，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的优先传译，尽量减少翻译失真，争取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地等值的常用手法。 柯平把补偿视为翻译的常规手段，构成翻译技巧的大部分。他发表的三篇专门讨论补偿的文章总共论及八种补偿手段:(1)加注(annotation)；(2)增益 (contextual amplification)；(3)视点转换(shift of perspective)；(4)具体化(specification);(5)概略化(generalization)(6)释义(paraphrase)；(7)归化(adaptation);(8)回译(back translation)。张达仁将变通与补偿概括为七个方面:增益、加注、释义、概略化、具体化、视点转换和归化。省去了柯平的分类中“回译”这一分类。 马红军是在诸多专家中对补偿研究较为系统的一位。他梳理并回顾了翻译补偿理论的历史、补偿手段的界定及分类，并提出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的概念。他认为由于对补偿的认识不同，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往往采取不同的补偿策略，运用不同的补偿手段，但能否做出更为恰当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者对语言手段、补偿的位置、效果对等、翻译单位以及补偿的界定是否具有全面的认识。他通过分析Hawkes英译《红楼梦》中的一些典型译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指出无论采用何种补偿手段，都应在充分把握原文精神的前提下，确保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递，既然翻译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语言缺损与失真，译者只能作出必要的妥协。补偿在给予译者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对译者的创造力与灵活性提出很高要求。 在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翻译补偿研究》一书中，作者夏廷德阐述了补偿的重要性。对翻译补偿重新进行了界定，论证了翻译损失的不可避免性和补偿的必要性。并从语言功能的普遍性和语言的代偿性两个视角论证了翻译补偿的机理。从时间、空间和手段的类型三个维度把翻译补偿分成整合补偿、分立补偿、同类补偿等八大类，最后还提出了翻译补偿所要遵循的几项原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翻译补偿研究的专著。 这些学者从补偿本身出发，对其做出了整体上的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小处入手，从词或者文化的角度对补偿进行研究。如李旭清则从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翻译实践中由于生活环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