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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探索的行者作者：秦亚青；陆昕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编者按】当下，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对国家和国际结构、制度的分析外，越发重视对人的个性研究。现在的中国越来越讲求个性了，从政治家的言辞举止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如此。那么，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有没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在平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如何追求这种个性？造成不同个性的原因（如成长背景、家庭因素、教育履历、个人爱好等等）有哪些？不同的个性及追求给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不同理论、不同学派、不同个性的存在？人的个性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会影响决策或发挥更大作用？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拓展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微观领域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特约记者陆昕对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10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专访。在这组专访中，读者将见到这10位学者的自我解析、袒露心迹、富有个性的叙说，从中窥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丰富故事和中国崛起的生动画面。从2005年第6期开始，本刊将在【个性认知与国际关系】栏目中依据采访时间连续刊载这组访谈。敬请读者留意并及时反馈意见与建议。本期访谈对象是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下文简称“秦”）。 陆：您小学毕业时赶上“文革”，记忆中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秦：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每一天都记得很清楚，每一天都是非常难过的。我的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因此没有人肯跟我玩。而且，红卫兵随时可能会来抄家，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所幸的是因为姐姐的一个同学在图书馆工作，虽然图书馆已经关了，但是她每天都偷偷拿回几本书来，主要是国内外的一些文学名著，当然第二天就得还回去。所以每天晚上我就拼命看，不管能否看懂，完全是一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但是，启蒙时期的教育往往对人影响深远。所以后来我一直很喜欢文学。陆：您这代人真是经历了很多我们无法想像的东西。秦：印象中，我记事后的第一个经历就是，困难时期没有东西吃，天天饿得难受，父母把他们的手表、大衣全都卖掉买了胡萝卜、白薯。另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段永不忘却的记忆，天天怕得难受。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样的磨难，会在您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和抹不去的阴影吧？ 秦：那种恐惧之后的无奈是很难形容的。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但是害怕的成分挥之不去，希望的成分又几乎没有。正像杰维斯讲的，对人的知觉产生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早期重大历史事件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就很希望人们不要再斗来斗去，盼望大家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平和一些，同时也觉得我们有责任使类似的历史事件不再重演。※※※※※※※※※陆：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您并不想报考，为什么？秦：说来话长，1976年我曾被推荐到一所大学学习英语，但最终还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被校方拒绝。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因为当时太想上学了。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报名的时候，我反倒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不过是增加另一次折磨。陆：那您报考时为什么会舍弃喜爱的文学而选择了英语？秦：考上的把握较大，因为我曾在1975～1976年专门进修过一年的英语。当时的情况是，不是你去选择机会，而是机会选择你。报考时我的想法很单纯：只要有学上就行。我记得自己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说上大学是“一个不敢做的梦，一个不能许的愿”。陆：上大学后您的兴趣还是集中在文学吗？秦：是的。原来不喜欢英语，后来对英语稍微有点喜欢也是因为可以借此看很多外文原著。我一直喜欢戏剧，也翻译了一些，比如哈罗德?品特（Pinter）的《情人》，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上。还翻译了哈罗德?品特的另外几个剧本，但只是兴趣，没有整理发表。后来还曾经把贾平凹、毕淑敏等现代作家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上。陆：那您后来为什么没有走上文学之路而改学了国际政治？秦：纯属巧合，或者说是命运安排。大学毕业我打算报考文学的研究生，为了到北京游玩才考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训班。考上之后我也没打算上，因为我不想以后做翻译。但是大学的老师说服了我：第一，考研我未必就有十分把握。第二，到北外，可能会让我眼界大开。陆：这个班还是很有些特殊性的，您是从这时候开始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吧？秦：有一点。当时学校请外国专家开设了一门General Knowledge的课，主要是讲国际政治经济知识。还记得我把一本《英汉国际政治经济词汇》背得很熟。陆：在我看来，照这样一条路走下去，您会成为一名外交官而不是学者。秦：这点还算是我自己选择的。毕业后被分到外交部，但我不想做翻译，所以就要求到外交学院教书。我喜欢学校，我总是记得我父亲是多么希望孩子们能接受一个完整的教育。我打定主意要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