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docxVIP

第三十二讲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近代文化论争在中国近代，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包括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等。“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的一种观点，流行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而二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用”是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对此说得很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明末清初学者李颐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内圣”和“外王”即体和用的关系，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内圣”的“修己”和“外王”的“事功”已不可能都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来实现，“修己”过“中学”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换言之，“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己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它要求改变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中体西用”论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它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中国本位文化”论正式提出是在1935年1月。当时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这种理论。“本位文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究竟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宣言》的作者写道：“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从抽象原则上说，“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并不错，它主张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但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抽象阐述，而在于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实际上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本位文化派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文化”呢？《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