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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诗的奠基者 郭沫若不仅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热切呼唤出现的真实的摩罗诗人，而且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者。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竖起了一块里程碑,令后人难以超越。 新诗奠基者成长的心灵史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号尚武，笔名有麦克昂、鼎堂、杜荃等。沫若是他1919年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是其根据家乡两条河流沫水和若水取的。郭沫若幼年熟读《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庄子》、《楚辞》、《文选》、《西厢》、《随园诗话》等，并且开始阅读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以及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这些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增强了他的民主意识和反叛意识，而且为他日后走上创作之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13年10月，郭沫若走出夔门到天津求学。同年底，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秋天，郭沫若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年被分派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又考入九州帝国大学，1923年毕业回国。 在冈山学习期间，有两件事对郭沫若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同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安娜）的婚恋；其二是大量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雪莱、惠特曼、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郭沫若最早的白话新诗《死的诱惑》、《别离》、《新月与白云》便是1916年夏秋之交，他和安娜炽烈的恋情的结晶。受泰戈尔、歌德等人思想的牵引，郭沫若开始接受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泛神论思想。 福冈时期，郭沫若因耳病“立志学医，无复他顾”的誓愿发生动摇，加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心安理得地放弃了自己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文艺活动，开始在同学中联络志趣相投者，酝酿结社和创办文艺刊物，并同张资平等主要成员进行过讨论，这些活动事实上已勾勒出了后来的创造社的雏形。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受惠特曼《草叶集》豪放诗风的影响，郭沫若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的爆发期。《女神》中的名篇《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天狗》等均写于这个时期。这些名篇皆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的雄浑大诗，是诗人依照心灵自然指引的才情流露。 1920年出版的与田汉、宗白华之间的通信集《三叶集》，记录了他最早的诗学见解。 1921年，郭沫若以之前的酝酿为基础，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共同组建创造社，开始了他的创造十年。同年，诗集《女神》出版，奠定了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创造社成立后的两年间，郭沫若因编辑出版《创造季刊》而三次回国，在对国内黑暗现实有了直接的接触和切身的感受后，《女神》般的青春热情有所消退，，诗人怀着“深沉的苦闷”于浩古之太空求取心的安慰，第二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歌映射出诗人此时的心绪。他就像《献诗》中那只“带了箭伤的雁鹅”无力起飞，只能仰望星空寻求安慰。 1923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与创造社成员陆续创办了《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刊物，使前期创造社的活动达到鼎盛期。这时他的思想也有了变化，开始突破个性主义的局限，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前，“一切什么梦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同时因社会政治观念日强、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泛神论思想也开始被抛弃。这种思想转换反映在诗集《前茅》和继《女神》之后再次承蒙诗兴侵袭一挥而就的长诗《瓶》中。 1925年，郭沫若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大的变化。此前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由直觉的倾向性转为系统的理论接触，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促使郭沫若更为左转，他开始对自己前期的思想进行自觉的却又不无过激的否定：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约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这表明郭沫若已由一个谋求个人解放的个性主义者转向了谋求社会解放的阶级论者。从此，郭沫若由文学的领域转至政治革命的领域。 1926年3月，郭沫若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不久投笔从戎，随军北伐，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长文，以见证人的身份和铁的事实揭开流血事件的内幕和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他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起义队伍失散后，他经由香港秘密返回上海，和后期创造社以及太阳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