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新闻人王芸生的系统介绍.docVIP

报人——王芸生 王芸生： 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王芸生(l901一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芸生”这个名字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他将之解释为：“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 他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报》总编辑。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京。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自我批评中自毁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退党了，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大公报》在自我大批判基础上，易名为《进步日报》。之后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他想都来不及，只顾得上庆幸上海《大公报》没有更名。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他内心是极沉重的，他的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1930年代初，在《大公报》上频频露面，并藉此声名鹊起。其研究问题之深入，分析之剀切，影响力之广，使得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都虚心求问，特意邀请他上山他的文章后来编成了厚厚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王芸生因著此书面成为我国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著名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