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年谱.docVIP

1、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在其自传《借我一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此年谱系对其隐瞒部分的披露和“失忆、错忆”的纠正。2、此文曾参考丘佩瑀先生所写的《余秋雨的“文革”履历表》（《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3、本文主要根据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胡锡涛先生等“提供的证言”和上海市委编印的《清查报告》写成。4、此年谱之所以延续到21世纪，是因为余秋雨一直生活在“文革”阴影中，一直想掩饰、修改自己的“文革”历史，否认当年上海市委对他的清查。5、年谱挂一漏万，希望知情人加以补充、修正。 1968年10月16日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他“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13页；胡锡涛：《我最清楚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1968年12月 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据上海戏剧学院周培松先生2003年8月提供的证词：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由胡锡涛引荐，余秋雨成为该小组11人成员之一。在讨论该组所用的笔名时，余秋雨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孝全采纳。（朱天奋：《孙光萱访谈》，《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4年第5期，39页）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孙光萱：《正视历史 轻装前进》，《文学报》2000年1134期）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修改稿。载肖夏林主编：《余秋雨的敌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 1973年5月14日 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并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并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主要问题不是在“石一歌”，而是在文艺组。（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3年8月 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此文不仅“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了不少诬陷不实之词”（见《清查报告》70期第4页），而且替张春桥隐瞒了攻击鲁迅《三月的租界》这一重要史实。 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与胡适叔侄相称的胡念柏读了后感到大祸将要临头（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1月 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 1974年初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写作组文艺组重要写手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市高校系统作辅导报告。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有位老师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余秋雨闻知后，认为这不是一道红，两道红而是“两道黑”，便视为黑线复辟。他抓住这个“复辟”典型，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煽动下，上海戏剧学院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教师受到严重伤害，“倒了大霉”。余秋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