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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省之学的中国人类学* ——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学问及方法[文 / 小熊诚 ] [内容提要]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宗旨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举措。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比较之法认识乡土，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这也正是费孝通与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两位先生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Abstract： Fei Xiaotong and Kunio Yanagita have separately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 studies of their own societies. Fei Xiaotong， while focusing on rural areas， aims to propose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his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ve studies. Kunio Yanagita’s rural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data and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rural areas，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as a whole. Thus， the two sociologist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o treat rural researches as a process of self-examination. Both of them have set the target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have adop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cholarship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Asian intellectuals of recent times.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香港大学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当时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留学生，承蒙王崧兴先生的指导。王崧兴先生对费孝通先生说：“这是日本来的青年，他想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满面笑容，伸手握住我的手说：“嗯，那你就先研究我吧。”此情此景，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种感动难以忘怀，结果我的硕士论文就确定为研究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理论{1}。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先生，两人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学问的方法论上都各有不同，但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人均不拘囿于既有的学问和学术框架，而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文化和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在学问的精神层面上两人具有一定的共同点。我通过对两位先生的学问进行比较，发现了进一步探讨费孝通学问的新视角。　　文化人类学由19世纪以来欧美社会以理解异文化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然而，近年在对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欧美文化人类学所从事的所谓“异文化的他者记述”行为，垄断了非西欧世界的文化与社会表象，其结构性地无视甚至排除当地人自身的自我表象。{2}因此，非西方国家有关本土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亦即所谓的家乡人类学（Home Anthropology或Anthropology at Home）之类的学术领域开始引起关注，并且学界已经开始讨论其方法论及意义等方面的问题。{3}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后现代的状况下思考这一问题，对立足于日本从事异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乃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开拓各自学问的方向。对他们来说，做学问的目的是与进行本土社会研究密切相关的。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试图确立学问的时代背景已经和当下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家乡人类学这一普遍性的框架中，有必要确立费孝通在中国人类学中的地位，但在此前，我们需要了解费孝通为何致力于人类学，他为何要研究中国社会，其目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上述问题予以梳理。若以同样的视角，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将他与柳田国男相比较，就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