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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发展历程、建设方法和评估机制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洲Deakin大学卫生与行为科学系卫生与社会发展教研室 Evelyne de Leeuw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成员国对“人人享有健康”38个目标的承诺,标志着欧洲卫生政策的一个转变。其后规划的行动纲领之一着眼于建立一种新颖的健康促进观点，即促进健康从健康行为的改变向更具有结构性和立足于政策的方法转变。这种新观点首先在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中提出（WHO Health Canada，1986，De Leeuw，1989a），并最终促使雅加达宣言（WHO，1997）和曼谷宪章的出台。 WHO健康促进的观点是在认识到健康是一种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需要互相协作、社会行动和政策支持。 在上述的宪章和宣言中都明显包含了发展健康促进的陈述。对于WHO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的参与者来说，健康促进不只局限于行为的改变。正如第一次健康促进大会（发表渥太华宪章）会徽（图1）所显示的，健康促进应该以可行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战略开始，朝着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和区域间相互交叉的健康观点而努力。 计划实行的范畴包括含有健康促进的卫生服务的重新定位，创造可支持性的自然和社会健康环境，同时寻求对于健康有益的社会行动和个人技能的基础。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是健康促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各个公共领域的政策都需要考虑项目计划对健康的影响，De Leeuw，1989b）。 为了证明这种理想陈述在真实生活环境下是可以实现的，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决定启动城镇健康促进计划。早在20世纪80年代，多伦多就开始实施健康城市项目，促使WHO选择都市地区开展该项计划。以Dule(1963)的学习班结果为基础，Dule和他的同事把城镇环境比作一个活的、自身健康的生物，只有当城市的居住环境卫生，才可能使其居民保持健康。 WHO原本希望能有一些欧洲城市自愿作为其城市健康促进计划的试点，以尝试这项创新性的卫生举措。没有人能够预测或保证其结果究竟如何。但出乎WHO的意料，在第一次欧洲大会（里斯本，1986）上，很多城市志愿要求参加试点。大约有三十个城市承诺要达到WHO野心勃勃的目标。而这已经超出了WHO基层组织机构所能应付的能力，因此建立了欧洲健康城市的资格认定过程，和一系列更为具体的、健康城市必须为之努力的标准。WHO健康城市的主旨是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优先考虑健康”（Tsouros，1994），不仅仅在正式认定的城市，而是通过这些城市承诺与其它欧洲城市建立国家网络。 截止1996年的世界卫生日（4月8日），全球大约有3000个城市通过各种途径加入了国际健康城市协作网络。到2005年，这个数字可以达到约4000个（图2）。Kenzer（1999）根据已开展该项目的城市中已有的报告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汇总，在全球范围内总结出了大量令人鼓舞的城市健康活动的范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欧洲区对于加入健康城市计划的城市保持着严格的入选标准。在第一阶段（1992-1996）、第二阶段（1993-1998）和第三阶段（1998-2002），申请的城市必须作出其“人人享有健康”和“健康城市”规划的政治承诺，适当地调配资源以确保项目办公室中有一名专职的计划协调员和其他辅助的工作人员，以及保证对制定当地卫生政策、达到既定目标的投入。在第一阶段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认城市健康现状。在第二阶段，被认定的城市即应该制定“城市健康计划”；到第三阶段，则开始制定“城市健康发展计划”，并开展更为严格的内部、外部的监督和评估工作。 对于被认定的欧洲健康城市，连续发展、不断完善的政策使其从确认健康现状进入“城市健康计划”阶段，最后进入“城市健康发展计划”阶段。“城市健康计划”是一份政策文件，包括总结健康现状、确认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其决定因素，以及明确各自所能发挥的作用。“城市健康发展计划”使得这个过程更进一步，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的战略性目标，整合城市发展规划，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性。 然而，“标准的”健康城市并不存在。首先，每个城市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更重要的是，全球3000个城市中每个城市在朝着健康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都和其他城市有着明显的区别。已被认定的欧洲健康城市是欧洲现有的25个协作网络（包括1500个城市）中的核心；而每一个网络都是在各自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下运行的。在WHO其他的成员国地区，也存在健康城市网络，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相互间提供支持和信息。也有个别城市缺乏正规指导的市政管理机构所进行的孤立的、又不乏热情的努力（Krenzer，1999）。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城市如：巴西的库里提巴将自身定位于“生态城市”，即使其没有参加WHO的计划，仍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具有WHO核心价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