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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现代化与边缘化 当代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传统儒学也好,现代儒学也罢,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生存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与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相适应,质言之,就是儒学必须现代化。否则,就将难以为继。而要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儒学要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就必然面临边缘化的命运。这就引出了儒学现代化与边缘化的论题。就这个论题展开必要的研讨,无论对于儒学自身,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都有积极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 ? 儒学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儒学是自秦汉到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系统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作为一个整体,它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它在前现代化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是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的一面来看,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之一,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锻造者、推动者之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构成之一,儒学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儒学是可以和现代社会相融的,因而也是可以现代化的。???从历史上看,儒学曾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自我更新。自从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到“五四”以后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儒学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内容和质量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变革。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以仁为思想核心,生发出一整套道德学说和政治理论,为后来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适应大一统的时代要求,改铸原始儒学,援阴阳五行思想入儒,并以阴阳五行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方法,同时吸纳法家思想,剥取墨家理论,演绎名家精义,借鉴道家观点,可谓熔铸诸子而以儒学为统率,建立起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以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宗旨的新型而又严整的价值系统,从而将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理学家总结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吸收佛教的思想理论,通过理欲之辨,通过道。气、理、心、性等范畴的展开,建构起自己的本体论学说,弥补了此前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缺陷,发展并完善了儒家思想,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范式,宋明新儒学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近代以降, 在西力的强烈冲击下,为了解除内忧外患,争取民族独立,保存民族文化,怀抱深厚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被迫但却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力图通过西方文化之“用”而强健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在客观上更新着传统儒学。特别是“五四”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兴起,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开其端,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继其后, 蔡仁厚、刘述先、杜维明等人承其统,现代新儒家们力主会通中西,中西文化相互学习,用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撑开中国文化圆而神的智慧,用西方的科学民主充实传统儒学,达到内圣外王的目标。尽管人们对于现代新儒家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论说和价值预期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此时的儒学已经不是传统儒学,而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新儒学,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儒学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由先秦原始儒学到汉代新儒学,再到宋明新儒学,最后到现(当)代新儒学,在思想内容、理论特质和价值取向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我们说儒学是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是能够与现代化相容以至相融的。???从儒学的特质来看,它也能够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它自身能够现代化。儒学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并能够与时俱进。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孔子曾经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儒家经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宋儒倡扬民胞物与,以及上述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能够调整、更新自身的事实等,都是儒学能够包容不同成分、能够与时俱进的体现。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能够与儒学和平共处,以及宋儒为创建理学体系而吸收道教和佛教理论等史实,都表明了儒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从近年现代新儒家学者的诸多学术表现来看,儒学也能适应现代社会,自身也能现代化。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蔡仁厚、刘述先、杜维明等人,以及他们影响下的现代新儒学的认同者、传播者,尽管其学术立场、方法、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认同却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认同的,而且是积极推动的。甚至,对于五四精神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复兴儒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努力,实际上也蕴涵着儒学现代化的用心。???由上可见,儒学的现代化具备其主客观的、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儒学只是一具思想僵尸而已。???儒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不仅具有现代化的可能性,而且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不仅在于儒学是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更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