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doc

读《伊索寓言》——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选自《世纪中国》 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有两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是陈 寅恪。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 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另一个是钱钟书，他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 学、… 既然蒙古高原的右翼，在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除掉条件恶劣的中央戈壁区），那么右翼的地缘结构，也是我们必须重点解读的了。事实上，尽管蒙古高原的左翼诞生了更多的，曾经入主中原的游牧部落，但从战略上来看，游牧民族对右翼的经营，以及中原王朝对西… 一个好的体魄可以让你每一天都很精神，但是一旦身体又不舒服的就会让你精神欠佳，没精打采。头疼也是一个很恼人的疾病，那么在生活中突然头疼怎么办呢?有什么预防保健的养生小常识呢?据我们了解，头疼虽然不是很什么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如果你突然发作痛疼也是很让人欲… 选自《世纪中国》 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有两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是陈 寅恪。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 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另一个是钱钟书，他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 学、哲学 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词、评点、谭艺 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钱钟书对于诗歌中作者、本事、时地的有意忽略，与陈寅恪对于 诗歌中史实的特为关注，不仅形成了学术性格上鲜明的对照，而且客观上也形成了各自不同 的 学术问题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渐渐聚集着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与研究成员。借托马 斯·Ｓ·库恩的说法，上述影响，可称之为“学术共同体”。而每一共同体的学术活动都分享 着不同的“范式”，即一个学术共同 体区别于另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不可通约的要素。“范 式” 是知识类型发展与转换的最重要关键。从大的方面着眼，可以说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着本 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而两大范式之间的消长、转换关系，应是了解现代中国诗学学 术史的一条主线。本文试图揭示这两个“范式”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未曾公开、 从未发覆的 紧张；通过这一隐含的诗学范式的对立，可以透显中国诗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于 两大范式各自不同的学术取向及其互补的某种可能性，也可以通过对比而加以凸显，是为引 言。 一我之所谓“隐含性”，是指作为后来新范式的钱钟书虽然 从来没有公开点出陈寅恪的名字，也没有试图发起一场取而代之的话语争论，但是却确实渐 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陈寅恪的研究方式。而且，不仅仅是表现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的不同 观点之争，深层更表现为基本学术规则的不可通约。更有意味的是，从时间跨度上说，隐含 的“争论”从四十年代一直可以延续到八十年代，成为钱钟书诗学事业中长时段隐隐心。我 们就从钱钟书的成名作《谈艺录》说起。第四节《诗乐离合》附说七“评近人言古诗即史” 云：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之本质》，以训诂学，参以演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 即纪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 。然??为学士拘见而已。 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史与诗混，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 也。与其曰： “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这里所批评的具体对象当然不是陈寅恪。但是所谓“古 史即诗”这样一种浪漫的讲法，肯定是陈寅恪所坚决反对的。陈寅恪认为文字训诂的手段， 是了解先秦古书的正途。而训诂又正是证史的工作，他在《致沈兼士书》中提出：“凡解释一 字即是一部文化史”。他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一文中称刘注为“天下之至慎”，讥 讽当时人“多任已意”，以治先秦学问，是“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 陈寅恪研究陶渊明诗，研究杜甫诗、元白诗，研究钱谦益与柳如是诗，其中最主要的取向是 以诗歌与史事相互证 发。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陈寅恪要是研治《诗经》，肯定是一种历史癖 的研究，像钱钟书所讽刺的那样“食笋连竹”而非“披沙拣金”。陈寅恪批评的是“才人”， 而钱钟书批评的是“学士”，可惜，才子的范式与学士的范式，在这里并未真正交锋。一九五 一年，陈寅恪出版了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这部书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 大致而言，在三类学人那里引起不同的反响。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 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也批评陈寅恪有“过 求甚解之处”，另一 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另一类则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 则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 层。其实，陈寅恪早就坦言：若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