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人物小传(七).doc

隋唐人物小传(七) 刘知几有人说他写的《史通》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史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史学理论己臻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史学家的意识已经自觉的一种清醒，这话确实有点道理。刘知几，字子玄（661—721年），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出生于一个官僚世家，从小受到正统教…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是古人对歌唱艺术的推重。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声乐艺术在器乐艺术之上。这种看法，在今天未必会得到认同。毕竟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大师并非以歌唱而名世，虽然帕瓦罗蒂活着时也曾风靡全球，万千俗众最为倾倒的也是邓丽君等… 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人文雅鲁藏布大峡谷》近日在西藏文联召开了首发式暨座谈会。该项目由电子出版社承担，共88万字，300余幅图片，是作者罗洪忠历经17年的心血之作。出版社和作者在图书写作、制作过程中克服无数困难，才最终完成这部不朽的人文著作。… 　　刘知几 　　有人说他写的《史通》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史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史学理论己臻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史学家的意识已经自觉的一种清醒，这话确实有点道理。 　　刘知几，字子玄（661—721年），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出生于一个官僚世家，从小受到正统教育。十二岁前，其父为其讲完了《左氏春秋传》。十七岁前，遍读《史记》、《汉书》以及《三国志》各朝史。二十岁中进士，担任河南获嘉主簿，官位低下，才无可施，只好继续潜心史学。武后天授二年（691）时，上书吁请淘汰冗吏，上书“刺史非历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地方官调换太频繁对于管理很不利。证圣元年（695），上书“节赦”，提出“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同年，针对滥赐阶勋，又上表议恩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不行私恩，不致过滥。上述四事，切中时弊，不但未受朝廷重视，反而惹恼一些权贵，使他十五年官职未升迁。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九品芝麻官主簿整整十九年之后，调任京师，奉旨编撰《三教珠英》这本宣传儒、道、佛三教精华的书籍，此时他已名重天下。长安二年（702），他又出任著作佐郎，兼修《唐史》，时年已经四十二岁。睿宗李旦继位后，武则天为皇太后，其所宠信的张昌宗、张易之诬告丞相魏元忠阴谋造反夺取政权，且逼张说作伪证。张说问他如何办，他劝阻说：“无污青史，无累子孙”，并写《思慎赋》，痛斥奸臣酷吏无耻，而且进呈武则天，武则天笑笑说：“爱卿不要妄言干政，老身封你为凤阁舍人，负责编撰老身《实录》。”此后，他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国史的编撰工作，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坚持善恶必书，与把持史馆的武三思等发生分歧，最后只好退出史馆。他致书朝廷，指陈史馆的五大弊端，认为这种修史制度只能束缚史官的手脚，使其“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他指出，史家绝不同于文士，才、学、识这“三长”是史家要具备的，这被后来者奉为座右铭。他将自己研究史学所得认识撰写成书，取名《史通》，也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史学的理论著作。 　　《史通》原为五十二篇，现在保存四十九篇，分为两部分，“内篇”和“外篇”，实为专题论文结集。同时代人徐坚读后，大为感叹“为史氏者宜置之于座右也”。刘知几在《史通》中，有许多的大胆见解，如在《直书》、《曲笔》篇中提倡“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以“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为史学家的最大耻辱，并且引用“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句古语来控诉历代暴君权臣对史学家的压制迫害。在《疑古》、《惑经》篇中提出《尚书》有可疑之事十条，《春秋》有未晓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认为孔子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不应成为修史的标准。在《载文》篇中严格区分文学语言与历史语言的差别，认为文士替帝王撰写的诏书政令多不符实，如《三国志·魏书》载《檄吴文》称“孙权小子，未辨菽麦”就是造谣诬蔑，而《晋书》载魏元帝曹奂禅书和晋武帝让表，也是文臣笔下生花，不应载入史籍的。《史通》写成后，不少文人纷纷指责刘知几的狂妄自大。刘知几又写下《释蒙》，批驳这些无端指责，而且越发自负地说：庸人们读了《史通》，都说鄙人是傻瓜，只有智者知道它的真正价值。鄙人一生与扬雄相仿。扬雄年轻时喜爱作赋，得世人赞誉，有了名气，中年时写下《太玄》，遭世人讥讽，只好又写下《解嘲》。鄙人写下《史通》，也遭世人讥讽，只好又写下《释蒙》。 　　一行和尚 　　说到天文学，无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天文史家们都会说：唐朝有个一行和尚。 　　一行和尚本姓张，名遂（683—727），一说巨鹿人（今属河北），一说魏州昌乐人（今属河南），其祖张公谨是初唐的一个将军。张遂从小就喜爱钻研天文和历法，及至成年，他已经知识相当丰富了，一些当时很深奥的、人们看不懂的书籍，他都能够清晰地理解，很早就有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