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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白话文与文化复兴 　　“鄉”里无“郎”，“魔”仍是“魔” 　　每年清明和冬至去墓园祭扫逝去的先人时，总会被墓园管理当局用高音喇叭一再提醒：要“文明祭扫”！然而，从我这双多少有些偏执的眼睛看去，有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已习以为常，甚至已觉得理所当然，却比烧纸钱、放鞭炮之类更加不“文明”——每当看到那些或奢华或简朴的墓碑上赫然镌刻着的简体字时，我的心里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跳出一个字：丑。当然，这个字之前的写法是“醜”。 　　相信爱好书法篆刻的朋友看见宣纸和印章上的简体字时，会与我有相同的感受。我愿意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一种充满主观色彩的先入之见。对许多从未接受过古典文化熏陶、并且对此也毫不向往的现代中国人来说，简化字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审美上的障碍。相反，笔划繁多的繁体字才会让他们那颗越来越不细腻的心灵生出许多不耐烦来。 　　不久前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则关于简化字的段子，可谓妙趣横生：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不凑巧，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有云无雨，开関无门，乡里无郎…… 　　可巧而又巧的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仍是偷，骗还是骗，贪仍是贪，毒还是毒，黑仍是黑，赌还是赌……” 　　上述尖锐对比显然不可能是当初简化汉字的工程师们的初衷。它是段子创作者的精心所为。但我觉得，这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妙文化隐喻，诉说着一个宏大的主题：人试图按照某个“先进蓝图”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乃至革命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其结果是，我们非但不可能收获那份预期中的甘甜果实，还将丢失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最终沦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向周围人宣扬：恢复繁体字——台湾地区称“正体字”，其实最正确地应该称“汉字的正式写法”——的官方地位是我们时代的首要文化使命。 　　说起来，简化字应该是当年言之凿凿的所谓“汉字拉丁化”的一种过渡阶段的中间产物。既然汉字拉丁化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早就被放弃，那么这种中间产物难道不应当一并废止吗？这里顺便说一下，其实只要谦虚地参考一下几百年前日本人尝试过的所谓文字全盘“和化”的失败历史，我们当初就根本没有必要动那个“拉丁化”的可笑念头。 　　我的绝大多数家人、朋友都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或者小题大作。拥护简体字的人认为这是在瞎折腾，即便是更喜欢繁体字的人，也似乎认为这既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更不是当务之急。我所知道的流传最广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当初的汉字简化的确是一个错误，而今天若再走回头路，恢复繁体字，则是错上加错。他们大多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录事物的符号，其本身并不承载多少特殊的意义。 　　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如果民间力量能够迫使放弃在正式文本中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简化字，重新恢复繁体字的话，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它等于官方正式承认，文化上的人为“改造”和“革命”是失败的，今后也决不能再搞。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毫不含糊地确立上述观念，那么我们未来在文化问题上就还有可能犯下与汉字简化相同性质的错误。 　　“新文化运动”找错了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甚至还有必要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一下将近10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努力在文化上最核心和最直接的内容便是在书面语言中用白话取代文言。 　　按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领军人物胡适、钱玄同以及周作人、鲁迅兄弟等人的说法，文言文是一种早已“死了的语言”，是与鲜活的社会生活脱节的无源之水，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社会大众的沟通交流。在胡、周诸先生看来，以文言和儒家经典（“孔家店”）为代表的“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和贫穷落后的渊薮。这种论调后来日益成为官方确认的正统学说。 　　然而，100年后回头再来看这个当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它实在是太粗糙、太含混不清了。儒家文化是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不在本文讨论的核心范围内，这里仅看文言文，它真的“严重阻碍”了中国人的沟通和理解吗？ 　　首先，文言文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想像的那样，是一种上古口语。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语言文字的“文白分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这又是因为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中国上古文字记载事物的方式是用刀将文字刻在竹简（更早的是牛骨、龟背等动物骨片）上，而不是像两河流域那样用颜料书写在莎草纸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和传播非常累人——首先，刻竹简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其次，竹简体积庞大、份量沉重，使用和运送起来都极为不便。前人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问渊博，但今天想想，五大车的竹简记载的文字量也许都不如现在小学生的一书包课本！ 　　所有这一切，迫使古人在写文章时不得不简而又简，这就好比今天必须在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内表达尽可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