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著作权罪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doc

侵犯著作权罪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它们与著作权法为保护著作权共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和著作权市场的飞速发展，催生了2001年10月7日修正的著作权法，“入世”又使WTO组织的“TRIPS协议”对著作权… 第三集 词坛新声 由公元第一个千年，进入第二个千年，与晏殊同时的范仲淹，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文不入唐宋八大家之列，但确有几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尤其是《岳阳楼记》，尤其是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可是说是千古不朽的。同样，词只流传下… 第九集 婉约魁首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词情韵凄婉，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他性格柔弱内向，情感细腻缠绵。由于和苏轼交往，他这个不大热心政治的人，不由自主的卷入了党派斗争，被一再贬官，一直贬到广东的雷州，最后死在文本的藤州，只活了五十一岁。 他的词…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它们与著作权法为保护著作权共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科学技术和著作权市场的飞速发展，催生了2001年10月7日修正的著作权法，“入世”又使WTO组织的“TRIPS协议”对著作权的种种规定需要我们去面对。与此同时，著作权犯罪在高科技的武装下日显扑朔迷离。再度审视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它存在的不尽合理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有效打击侵犯著作权罪带来困难，应当及时予以完善。 第一，本罪规定的第一种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其犯罪对象仅限于“绝对盗版”，是不利于充分保护著作权的，它还应当包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经过改动的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原因在于，这些行为不仅侵犯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它还侵犯了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有些侵权人甚至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歪曲、篡改，例如擅自增加迎合部分读者、观众、听众以及使用者的低级趣味的内容，当然-还是署原作作者的名字，严重违反了原作的精神、风格、格调。对这些大量复制发行的非100％复制品的行为，虽然为著作权法所禁止，并要依据第四十六（四）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如果依然按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处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法条本身并未包括这种复制经过改动的作品的行为；如果不处罚，显然放纵了这类犯罪，就其严重性而言，它比复制“绝对盗版”的行为的危害更甚。刑法对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行为，侧重对权利人的财产权利保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商标权、专利权都属于工业产权，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然而著作权则的人身权利因素更强，这一点应当在立法时有所体现。 第二，本罪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包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因为著作权法所作的修正是在现行刑法实施以后，它对著作侵权行为方式作了增加规定，那么刑法是否应当同步反映专门法律的变化？ 是否进行犯罪化，专门法律的变化当然是主要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还需要考察此类行为发生的概率、发展变化的速度以及立法、司法机关对这些行为把握的程度等进行综 合评估，无论是经验式立法与超前式立法，都是有犯罪发生的现实基础的。从总体上讲，立法将某一行为或者某一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必须是带有普遍性的、典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不能将特例作为立法的标本。诚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确实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与相对一般的复制、发行行为相比，其影响波及面以及实施的容易度、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等都要弱一些；况且，在立法论证不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这也与“TRIPS协议”确立的著作权作为私权的性质相吻合。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规定，也并未将这些行为都包括其中。当然，并不排除将来在这些侵权行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日益加深时，刑法有将其犯罪化的可能。这也是法定犯“法与时转”的要求。 第三，在损失的计算方法上，“数额较大”的计算标准不应当再根据“违法所得”来衡量，而应以“非法经营额”来衡量。以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作为主要标准之一易误导司法人员和广大公众，认为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犯罪所得大小来判断其危害的轻重，而改为“非法经营额”以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经营行为，其“非法经营额”总是比较易于计算的，这样更加合理，也更便于司法操作，因为著作侵权保护主要是着眼于权利人之所失，而不是犯罪人之所得。 第四，本罪的主观心态，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必须是“以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