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docVIP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本文随着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的回顾，对1980-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过程中，将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一词、并写入宪法的过程，再现出来予以分析讨论，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全球和中国谋求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侧重的是人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态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昭示作用和教育意义，不宜仅从学理上认为“生态环境”的提法有错，因为真实的世界往往比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思维更精彩。学术界于2005年5月展开的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概念的研讨，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从“生态环境”一词在人大常委会产生过程的基本事实判断，它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用语（法定名词），而非严格的科技名词，主要使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而学术研究中则主要是尊重学者自己的理解和创作。至于如何健全政府用语、消除政府不当用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环境；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黄秉维（1913-2000）。也就是说，在1982年以前，中国尚不流行使用“生态环境”一词，而该词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突然出现的高频率使用状况，是发生在1982年及其以后。 进一步核实资料后得知，在1975-1980年间，有个别作者开始使用“生态环境”一词，并将其用于文章或论文的题目里，到1980-1982年间更有所增加，如张天曾的《中国干旱区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程伯容等人的《生态环境中微量元素硒与克山病》、陈志明的《从青藏高原隆起探讨西藏湖泊生态环境的变迁》等文。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使用“生态环境”词语的论文，如刘昶的《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发展起来——论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态环境》。 1982年头几个月，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2002年3月易名为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黄锡畴研究员的论文。《地理学报》是我国地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黄锡畴等人在上面发表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化学结构》一文，其中阐述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以白头山天池为中心，围绕天池北、西、东三面的长白山原始森林的心脏地区，是我国面积最大、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持比较完整的自然保护区。”可见，“生态环境”一词的学术语义应当是基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这一表述。在上一年，黄锡畴还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态环境现状及其保护》一文，他在叙述70年代以来，西德针对环境保护问题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法律，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接着说：“像西德这样一个土地面积不大（24.9万平方公里），人口稠密（6317万人口，其中一半居住在城市），工业、交通（公路总长达17万公里，占全国5%的土地面积）发达的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还存在严重问题。”文中未对题目中的“生态环境”一词做具体解释。 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时政要闻，都没有使用“生态环境”一词，对此举一个例子即可清楚。1982年4月16日，三位动物学家身份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徐仁、郑作新、周明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要自毁家园》一文，文中主要提醒人们注意所面临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动物资源日益减少、环境污染三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解说。文章最后说：“我们提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不仅是指保护现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也包括合理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恢复那些已经被人们破坏了的自然环境，使自然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做到细水长流，永续利用”。其中两处使用了“自然环境”一词，而无“生态环境”的表述。 还有一个有助于细致考察的事实是，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期间（1978年3月-1982年3月），作为这一届人大常委的黄秉维先生（1913-2000；是他在会议上提出了“生态环境”的表达方式），在他的地理学学术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开始使用“生态环境”一词。譬如，在《地理研究》1982年第1期上，黄秉维先生撰写和发表的《生态平衡与农业地理研究——生态平衡概念》论文，强调的是对“生态平衡”一词涵义的正确理解。他介绍1962年H.汉逊(Hanson)的《生态学字典》(Dictionary of Ecology)，可以查到“生态平衡”是“自然界平衡”的同义语，指的是在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相互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彼此谐协的状态。还说“据我所知，‘自然界平衡’是达尔文首先使用的名词”。又譬如，在《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上，他的《生态平衡与农业地理研究——生态平衡、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一文，着重在于“针对生态平衡或自然界平衡概念的一些误解作简单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