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 37韩柳与唐代散文创作.doc

唐代散文 37韩柳与唐代散文创作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您分享以下“37韩柳与唐代散文创作”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92的支持! 第十章 韩、柳与唐代散文创作 唐代散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我国古代散文史上又一繁荣兴盛的时期。在将近三百年时间内，三千多名作者，创作了二万二千多篇作品，作家之众，作品之富，堪称空前。尤其是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革新，以明确的理论和骄人的实绩，把唐代散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第一节 韩、柳之前的唐代古文 所谓“古文”，即秦汉以来通行的散文，是和讲究声律、辞藻、用典和排偶的“骈文”相对而言的。它以散句单行，不拘格式为基本特征。唐以前并无“古文”之名，“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1]。曾国藩明确指出，“古文”乃“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2]刘师培更具体阐明：“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夫二子之文，气盛言宜，希踪子史，韩门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复能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3] 韩、柳的古文革新在中唐形成巨大声势，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体与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并非某一人之力所能为。 我国散文发展至先秦时代，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诸子之文，明析事理，气盛辞壮；史家之文，文约事丰，简明生动。皆以意为主，不拘形式。散文的骈俪化，是两汉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指出： 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诏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或出语雄奇（如史迁、贾生之文是），或行文平实（如晁错、刘向之文是），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 魏晋以来，随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作家越来越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美，文学逐步朝着重摛藻、对偶、隶事、声律的方向发展，文风日趋“绮丽”，骈体文由此而兴起。至六朝，而达到鼎盛。不少作品一味追求骈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状”[4]。骈文这种空洞浮艳、雕绣藻绘的唯美主义倾向，使之成为表达思想和反映现实的桎梏，阻碍着散文的健康发展。因此，在骈文发展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改革这种文体的要求。 北魏苏绰，首开复古风气，仿《周书》而作《大诰》。虽糠粃魏晋，务存质朴，然食古不化，聱牙佶屈，不可卒读。隋朝李谔痛文风轻薄，上书请革文华。文帝为之普诏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以行政命令强行推行文章改革。然而单纯追求实用而反藻饰，并未触及骈文根柢。况且李谔之文，“虽志存于典谟，而词不离于偶对；碌碌丽词，不免风气所囿乎” [5]。终隋一代，文章仍皆不脱俪偶。 隋唐之际的王通，以儒家道统自命，在《中说?天地篇》中强调文章要“贯乎道”，“济乎义”，“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为韩、柳古文理论 1 — — 之先声。但王氏一意拟古，仿儒典作《元经》，重道轻文，对文学本身特点并无认识。至唐初，陈子昂出，“始变雅正”，大张“复古”旗帜，主张诗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和汉魏风骨，他的散文，“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本传），被视为古文革新的开端。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充分肯定了他的开创之功。天宝之后，涌现出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批倡导古文的作家。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为韩、柳的古文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萧颖士为文，宗经尚用，推崇贾谊、陈子昂，自云“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李华强调道为文本，文切实用，“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批判骈文华而不实，“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赵郡李公中集序》），提倡文章本乎王道，源于五经。梁肃要求文以明道，“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独孤及集后序》）。柳冕更进一步发展了萧颖士等人的理论，宗经色彩更浓，倡古文，重教化，“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但是，综观这一时期的古文理论，不仅缺乏明确性和系统性，而且存在着重道轻文的片面性。在创作上，除元结的古文较有成就外，其余诸家均存在着“言虽近道，辞则不文”的弊端，正如柳冕所自云“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因此，唐代古文革新的最终完成，不得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