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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 田毅鹏 吕 方 [摘 要]所谓单位社会的终结，并非指具体的作为职场的“单位组织”的终结，而是指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宏观联结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即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的转变。社会联结方式的根本性变动，导致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转型期社会联结之中断错乱。昔日由单位组织承载的社会公共性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导致公共精神生活的衰落，使得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单位社会；终结；社会风险 本文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一、“单位社会”终结之内涵 众所周知，单位研究自其发端之时起，便循着“组织”、“制度”、“体制”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向前推进，而在诸种研究进路中，较早使用“单位体制”和“单位社会”概念展开分析研究的是路风和李汉林。路风认为，单位体制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1]。而在李汉林那里，“单位社会”被形象地表述为“两级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2]1151-1152。作为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一种比较贴切的概括，单位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从社会体制和制度结构的宏观研究视角展开论述的，其总体特征包括：1）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2）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性；3）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4）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值得特殊说明的是，在上述几个特征中，（其中，）“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最具核心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形成于50年代的单位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动。一时间，单位社会的发展趋向及命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单位社会现代命运的问题上，存在着以下两种相互对垒的观点：其一是衰退消解论。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质上意味着从以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的运动过程。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其二是长期存在说。认为“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逐渐松动。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4]99。上述观点的歧异本身就证明了问题的复杂性。这说明直到今天，如何走出“单位社会”的理想城堡，仍是摆在世纪交替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而由“单位社会”终结而引发的社会运行的诸多风险更是值得引起我们特殊的关注。 笔者在2005年曾使用“终结”一词来概括转型期中国单位社会变动的性质和结局。[5]认为从“单位社会”的确立、转换、终结的长时段研究视角来审视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会发现“单位社会”之走向终结，应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具根本性意义的转变。诚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终结”是个具有巨大风险的概念。社会发展时空转换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关于“终结”的界定都要慎之又慎。但揆诸社会事实，作为起点意义上的单位社会的“终结”无论在理论上抑或是事实上都应是一种客观存在。 首先，就20世纪晚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而言，“单位社会”走向终结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主要是因为从发展、变异的角度来评价“单位社会”，我们会发现，单位体制的高度合一性使其不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高效体制，虽然它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通过举国“一致”的模式创造高效的人间奇迹，但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却在于不能将这种高效持久化。据此，很多学者认为单位社会是一种被“制度锁定的社会”、“丧失活力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因此，）走出“单位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沉重的人口压力而迫切需要增长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低效率和浪费。即使大多数人不愿意改变，它也将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一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