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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的理性思考 2012年03月23日16:1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及相关争论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是西方各国对我国发展态势重新审视、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而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1]的论文中提出的。俞可平等国内学者倾向于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北京共识”[2]。之所以采用“中国模式”概念而非“北京共识”，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共识”一词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政治意味很浓;二是“北京共识”概念容易使人产生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错觉，有兜售意识形态之嫌，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三是“模式”一词是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3]因此，用“中国模式”概念更为恰当，旨在强调这一模式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 　　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学者有多种多样、见仁见智的总结和概括。俞可平教授从三个方面概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特色，“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二是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三是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湖北省社科院刘宝三将其特点总结为：一是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二是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三是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四是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五是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中国社科院田春生着重论述“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4]张维为教授则将“中国模式”总结为八大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及对外开放。[5] 　　海外关于“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讨论，有代表性的包括：1.德国学者海贝勒的“七特征说”，即认为“中国模式”有七个特征：(1)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2)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3)中国是发展主义的国家;(4)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5)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6)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的对内职能;(7)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6]2.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的“六特点说”，即认为“中国模式”有六大特点：(1)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2)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3)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4)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5)计划尚未消失;(6)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7]另外还有雷默本人的“三定理说”，即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三大定理：(1)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2)建立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3)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超级大国”[8]。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四大成本”，即“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群体)”、“环境生态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等。[9]也有很多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提出批评性意见。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黄亚生否定“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认为“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10]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则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评判“中国模式”，认为唯有师法“金融乃国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并拥抱“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11] 　　作为一种新兴的解释范式与话语体系，可以说“中国模式”很好地反映出学术界尤其是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刻反思与理论凝练，其中包含着很多充满启迪性的有益内涵，既总结出若干值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借鉴的中国发展经验，又能为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然而，必须看到：“中国模式”之所以盛行一时，相当大程度上既有西方国家政学两界单方面拔高我国发展经验的样板作用，进而为“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之嫌;同时，“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述还具有“去意识形态化”的特点，亦即过分凸显中国发展道路与所谓“现代化”、“全球化”话语的密切联系，斩断其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