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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论文有关养老保险的论文 预期理论视阈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推行问题探讨 内容摘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是一个基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农民与国家进行有效互动，并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对于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态度和行为取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新农保政策做出的预期评估。而造成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预期评估不高的逻辑因素在于，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难于对政策信息做出有效解读；基层干部公信力的下降，难于对村庄进行有效动员；新农保政策内在激励机制的缺失，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刺激。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预期评估不高，进而表现出观望的态度和低档次参保的行为倾向。 　　关键词：新农保 预期评估 农民素质 干部公信力 激励机制 　　新农保政策作为国家构建农村社会性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转变农村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具有积极作用。作为一项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性政策，新农保政策能否适应农村的特定社会政治生态，获得农民较高的预期评估是新农保政策推行成败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农政策推行的起步阶段，必须及时冷静地思考政策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问题，认真分析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充分解读新农保政策精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方法，使新农保政策在与农村特定社会政治生态进行有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农民对新农保政策推行的预期评估不断得到提高。 　　预期理论与农民行为 　　预期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弗隆姆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倾向的强度取决于个体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期望以及这种结果对行为者的吸引力”（刘永芳，2003）。预期是一种客观的心理方法，指行为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各种信息来估测某一变量的未来变化规律和期望值。具体而言，当行为者认为决策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良好的绩效收益，且这种收益对个人具有足够吸引力时，个人的激励程度或动机水平才会最高。他也会因受到这种激励，进而付出更大的努力。“预期理论侧重于激励的过程，关注影响预期评估的各个因素和环节，在进行激励时，注重对该激励过程不同因素分别进行激励，进而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格劳斯曼，1980）。预期评估的高低取决于三个要素。投入预期：当人们做出某一决策行为时，他们必然会为付出一定代价后可能会达到的特定绩效收益做出心理评价。该心理评价则是他们的预期评估，是他们为实现目标必须投入的可行性评估。预期收益认知：是人们对一定决策行为可能会导致的预计收益做出心理评价，这就是他们的认知，是他们对预期收益的评估。收益率评估：是人们对收益净值的评价，是对投入产出比的评估。 　　实现合理预期主要有三个基本途径，第一，行为主体在进行预期评估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作出社会经济决策之前，总要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未来前景做出预测”（罗军，1992）。但由于人们了解和掌握信息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人们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来形成预期，因而他们通常在作出预期时是依据社会政治生态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地修改自己的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政治的变动。第二，行为主体在进行预期评估时是基于自身理性的无偏性的预测。预期理论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在行为决策和行为选择变动中预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理性预期会使人们与国家的政策形成有效互动，而不断使个人对国家政策的预期不断得到提高。“合理预期理论强调了预期的理性，是理性行为与预期行为的一种结合”（谢弗林，1996）。第三，预期误差的非系统性，即在合理预期模型中，行为主体不会犯系统的错误，即社会经济政策不会使公众产生群体性错觉。预期的形成机制依赖于行为人自身理性的发挥，预期评估的高低是基于整个政策和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在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往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而存在的。农民也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基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经验形成的农民的理性，具有自身内在的独特性，其主要表现为生存安全保障最大化与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结合。他们相信能够发挥自身理性，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信息，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国家的政策选择时，他们往往基于特定的农村社会政治生态和以往的经验，发挥自身理性对国家政策进行有效解读，并做出自我的预期评估，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政策偏好和行为倾向。他们在主观上也认为该行为选择是其从各种可选方案中，选择的最优策略。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国农民，在面对新农保政策的推行时，也表现为一种发挥自我理性与国家政策进行有效互动的过程。但由于受到中国农民自身素质的局限和以往经验的缺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难于做出较为合理准确的预期评估。这就需要国家政策在与农民进行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