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docVIP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魏光奇 摘要：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止“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关键词：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士绅；绅权 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政治制度的兴革损益往往与某种深层的社会变动相为表里。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地方社会出现了某种结构性变化，其基本特点即在于“绅权”的膨胀。这种“绅权”的膨胀，对于当时地方教育、实业的发展具有某种正面意义；但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具有法制意义的“官治”行政，侵害、吞噬着普通民众的权益。 一．清前期的抑制“绅权”政策 “绅权”成为一个流行的社会用语，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当时维新人士认为，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病在于君主官僚专制，即所谓“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而要矫正这一弊端，就必须“兴民权”、“设议院”。维新派进一步认为，由于中国民众贫、愚、散、弱，所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其主要措施是在省、府、厅、州、县设立各级具有议政职权的学会，“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官欲举某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于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可见，当时维新派何谓的“绅权”，其实就是士绅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力。显然，“绅权”在作为一个“能指”（概念）流行于晚清之前，就早已作为一种“所指”（事实）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 明代社会“缙绅多横”，“绅权”綦重，为人们所熟悉的万历年间“民抄董宦”事件，即是在当时这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晚明东林党讲学议政，如果避开其政治上的功过而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观察，则显然反映了士绅社会政治权力的扩张。有清君主官僚专制更甚前明，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士绅深刻防范，乃实行抑制“绅权”的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 其一，兴大狱以打击士绅社会势力。清初，东南士绅沿前明之习，积欠钱粮。顺治间，江苏巡抚朱国治以抗粮治积欠，“将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抗粮绅衿，造册题参，共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俱革斥”。康熙庚午“哭庙”大狱，金人瑞、倪用宾等18人就戮，“被株连而军流禁锢者无算”，而这一事件的背景则正在于清统治者要打击东南地区“嚣张”的“士气”。对此清人记载记说：“吴多讲学之社，明亡而犹盛，各立门户……狱之初起，廷意欲罗织名士以绝清议，苦无辞，乃借哭庙事除之。”此后康、雍、乾三朝的各种文字狱，客观上也均起到了打击、挫折士气的作用。 其二，明令禁止士人、缙绅干预地方政治。顺治九年清廷颁布晓示生员“卧碑文”，禁止生员“干求长官、交接权势”；生员“不可轻入”各级衙门，“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治罪。雍正、乾隆年间又屡次颁令，“除庆贺万寿、宣讲圣谕、举行乡饮及一切公事礼节彼此接见拜往”外，禁止凡官员与本地绅衿之间的一切“私相交往馈送情弊”；禁止“外任官员随任父兄与地方绅士晋接，出名拜贺、讌会应酬”。 其三，通过书吏、差役和各种乡役人员控制地方社会的税收、诉讼、治安，而不令士绅介入。清代屡次颁令禁止包收钱粮，其矛头所向首先是地方士绅；道咸以前，除个别地区、个别情况下，不许士绅介入里甲、乡地、保甲等各类乡役组织。这些制度一方面具有优免士绅徭役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蕴涵着防止士绅把持地方的深意（对于“乡绅奴仆”，清廷也规定“不得承充地方大小衙门书役”，即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地方社会士绅的社会职能，主要在于倡导、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如筑桥铺路、修葺祠堂庙宇、修补水利村防设施、救济灾民贫民、兴办社学义学、调解田土财产纠纷等。除此之外，他们既不主持和参与州县的税收、诉讼、治安等经常性、主体性行政，也没有经常性组织。他们对于地方社会，只是基于传统性声望和社会关系、财产方面的无形优势来发挥其影响力，此外没有任何法定的政治权力。士绅与地方官发生冲突乃至对抗的事情虽然时有发生，但毕竟只是个别的事例，“绅权”不足以成为独立于“官权”之旁的一极社会权力。 二．地方自治与“绅权”的组织化 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