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我爱董仲舒.doc

董仲舒 我爱董仲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23岁的汉武帝亲自主持了一场考试，考生是郡国举荐上来的贤良方正之士，考题是汉武帝出的，对考生的要求是“直言极谏”，不要有顾虑。卷子交上去，汉武帝发现这群书呆子只会背书，真正要讲到世事政务，就找不到南北了。唯有董仲舒的… 中国宋朝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以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 在传统社会里，妇女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缠足裹脚、逆来顺受，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有意思的是，戏曲舞台上。却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形象，如花木兰、穆桂荚、樊梨花、刘金定等。这成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色。而扮演这类女性角色的。就是“武旦”行当…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23岁的汉武帝亲自主持了一场考试，考生是郡国举荐上来的贤良方正之士，考题是汉武帝出的，对考生的要求是“直言极谏”，不要有顾虑。卷子交上去，汉武帝发现这群书呆子只会背书，真正要讲到世事政务，就找不到南北了。唯有董仲舒的答卷让他眼前一亮，便召过来答对第二问、第三问。于是，《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便成为千古名文，汉武帝治理天下也觉得心中有谱了。董仲舒答对的具体内容对今天考公务员帮助不大，但其中的基本招数却是千古不朽，永远能够给人以启发。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的相关内容综合起来列举几条。 　　一是捧得高。在有没有天命的问题上，董仲舒回答是有的，灾变就是上天对人事的对话。“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就要按天道行事，违反天道，上天就要用灾变给予警示。“受命于天”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夯实了天子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汉武帝喜欢，历代帝王都喜欢。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有用，在不同的时期都拿来用过，但都敌不过“受命于天”，就凭这一句话，诸子百家就输定了。至于这个命题对天子还有约束，要求他们按天道行事，愿意听的人就不多了，就像今天的某些官员把“公仆”演变成“以公为仆”一样。 　　二是眼界宽。天子应该怎样统治?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故今之通义也。”主张西汉政权在行政管理上实现了大一统之后，还要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大一统，这样才不致于重蹈亡秦的覆辙。这种大眼光，大境界，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不啻是醍醐灌顶。得到了一副安心定神的千金妙方。 　　三是决心大。怎样实现思想文化的大一统?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了。此后2000多年，孔子的儒家学术思想就成为了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并融入到民风习俗。论及文化专制的彻底和久远，董仲舒这一招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孔子后来被推上“至圣先师”的地位，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董仲舒。 　　四是包容广。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与董仲舒同时代，曾将当时流行的先秦诸子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董仲舒采用“拿来主义”，用诸家改造儒家，形成了一个包罗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经济、教育、法治、经学学术、自然观等在内的庞大的思想体系。“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等是至今人们还熟悉的命题，不用细说，就可以看出这些命题中都融入了阴阳五行学说。墨家不是讲“兼爱利民”吗?董仲舒用来充实儒家的“义利说”，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利都有用，但是养心大于养身。名家讲“循名责实”，藿仲舒就《深察名号》，强调天子、诸侯、大夫、士、民都要按照自己的本分生活，担起责任。法家讲“法术势”，董仲舒说有道理，“失杈则君贱，失恩则民散”，君主没有权威不行，失去百姓更不行，德还是大干法。董仲舒就是用这种打包通吃的办法，让儒家健壮起来，百家衰弱下去，想不“独尊儒术”都难。就像在专卖店旁边开超市，专卖店很少有能赚钱的。 　　第五是不当头。无论学术地位还是政治智慧。董仲舒在当时都是顶级大师，但是他始终以“纯儒”自居，不去别开门户，不像南宋的朱熹，标榜“理学”，自己来当宗师。所以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孔子、朱熹都被骂得狗血喷头，董仲舒就相对安全。其实“君杈神授”、“三纲五常”都是他搞的，与孔子没有多少关系。 　　董仲舒能够说服汉武帝，开辟一个儒家独尊的新时代，人家是下过狠功夫的。董仲舒(前179-前104)是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年轻的时候勤奋好学，房后有一个花园，他埋头读书，三年都没有去看一眼，被誉为“三年不窥园”。当时崇尚骑公马，骑母马被人瞧不起，董仲舒杜绝社交，分不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