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修辞学 韩国学界对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泰特卡新修辞学思想的认知过程.doc

认知修辞学 韩国学界对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泰特卡新修辞学思想的认知过程 摘要：韩国学界一直通过詹姆斯·克罗斯怀特（JamesCrosswhite）和米泽斯洛·马讷里（MieczyslawManeli）理解新修辞学理论，而他两人都不甚强调奥布莱茨-泰特卡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在韩国对佩雷尔曼的研究仍旧是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哲…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观，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灵肉对立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也不与心灵形成对立，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心”同样也是“体”的一部分，和其他的人体器官的性质并无不同。同时，由于中国人传统的“近取诸物”的思维习惯，通过联想、比喻… 绍兴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十多年前的一首《九九女儿红》，至今还记忆犹新，乌篷船、青石巷、红灯笼，女儿红，每一样都那么诗情画意，令人神往，特别是女儿红，虽然自己也是女人，但也想尝尝这埋藏了十八个冬，酝酿了十八个梦的女儿红，今年七一终于有机会游览了那梦里… 　　摘要：韩国学界一直通过詹姆斯·克罗斯怀特（James Crosswhite）和米泽斯洛·马讷里（Mieczyslaw Maneli）理解新修辞学理论，而他两人都不甚强调奥布莱茨-泰特卡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在韩国对佩雷尔曼的研究仍旧是法学专业的学生、法律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在主导。韩国新修辞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韩国学生理解佩雷尔曼的关键概念（如“辩证推理”及“论辩”）时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表明某些佩雷尔曼的表述（如定义、思维之间的联系与思路）本身就是论辩的话题。韩国新修辞学研究中的其他问题还有英语在其中的影响，在对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泰特卡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这种学术殖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这违背了佩雷尔曼主张的多元化、多样的和谐以及平衡理念。 　　关键词：新修辞学；论辩；佩雷尔曼；正义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20－008 　　一、佩雷尔曼在韩国与韩国的法律推理 　　1945年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后，大韩民国以民主的名义维持着专制的、民粹的、发展的军事化统治机制，成为典型的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本。当朴正熙将军（General Park Chung-hee）在1961年利用军事政变取得统治以来，实际在依靠军法实施军事统治，这使韩国的公众极其不满，最终爆发了1987年6月的民主化斗争。近30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表达渠道，韩国的修辞和传播研究未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接受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即“公众对理性（reason）的公共使用”，那么在当时的韩国不允许合理的不同政见和讨论存在，各种谣言与小道消息大行其道。 　　社会氛围还像处于战争中那样紧张，就在这时，韩国的修辞和传播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1986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三位法学教授翻译出版了佩雷尔曼的论文集《正义、法律和论辩》。迄今为止这是佩雷尔曼或奥布莱茨-泰特卡（Olbrechts-Tyteca）已出版的著作中唯一一本韩语译著。三位译者中的主译人申宪聂（Sim Heon-seop）教授将这本书作为自己为研究生开设的以正义为讨论主题的课程教材。但译者们无端省略了第十章“易混淆的概念的使用和滥用”和第十一章“规范的证立”。可能他们认为这两章与论辩理论相关，而与正义不甚相关，而后者才是他们的关注点。这也说明译者对类似论辩（argumentation）和要义（loci communes）这些修辞学术语不甚了解。在韩语译本中，论辩（argumentation）、讨论（discussion）和辩论（debate）在意义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基本要义（loci communes）被理解为韩语的“常识（common sense）”。但是，译者对法律术语的翻译很值得赞赏，想想那些因翻译《大教堂谋杀案》和《考验》而被韩国中央情报局调查的译者，这三位也实属勇气可嘉，那些译作被认为给社会稳定和公众幸福带来了不良影响。 　　当权力将自身合理化，获得了自身赋予的执政权威，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众论辩或任何对该种权力的证立（justification）讨论时，佩雷尔曼的观点便是对这种教条式或绝对“真理”的反抗： 　　另一方面，一个命题或一种统治的证立是指证立人们对它的认同或证立人们支持它的言论。也即行为的证立。因为既然一个真实的论断有理肯定需要证立其为真实的证据。但没有例子表明我们需要证立某人遵守公理或准则的行为，正是这种证立推理的特殊情况需要为人所关注。［1］ 　　正如申教授在“译者前言”中所说，佩雷尔曼的正义观是正义的论辩理论，侧重于话语条件以及准则，这些条件及准则给予了一种合理的关于正义的共识，包括这一共识之上实际发生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