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企亚洲总监的求职历程- .doc

一位外企亚洲总监的求职历程 春节期间,张亚玲带着八岁的女儿回到北京,像这样一家三口相聚的时光一年也就数得上的几次。 作为法国爱可视公司亚洲总监及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张亚玲和女儿常住深圳,先生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虽然聚少离多,但张亚玲已经非常知足。 1990年,张亚玲跟随先生去法国定居,从普通的交流都困难,到融入到法国社会,直到成为法国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这一步步看似很顺利,张亚玲却经历了外人体察不到的艰辛。 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加大了事业的砝码,失去家庭的平衡时,张亚玲得到的是丈夫全力的支持。 这个擅于“平衡术”的女人在被问到自己的秘诀时,她浅浅地一笑:“无外乎舍得付出,这也意味着我比一般的女人要累。” 因为在张亚玲的心里,她不想做“非正常”女人。 从零开始1000封求职信 张亚玲1963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懂事起,她就记得家里常常吃不上饭。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都下放到天津农村。看到姐姐初中毕业就下了乡,刚刚八岁的张亚玲经常坐在乡间的田岗上,为自己的未来犯愁。 高考恢复后,1981年张亚玲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此后的日子,张亚玲顺利的毕业、留校,还做上了法律顾问,那时她赚的工资已经是一般人的六七倍。 25岁那年,张亚玲嫁给了一位研究物理的年轻科学家。1990年,她随同先生一起去了法国,自此她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大逆转。 “大家都认为出国是条好出路,事实上对我来说出国却意味着没有了路。”张亚玲就像进入了一个黑洞,看不见哪里是希望,“突然觉得自己连孩子都不如,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困难中,人不能暴躁,否则就会失去能量。”张亚玲从读服装设计着手,同时学习语言,不断汲取着营养,再图发展。 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一个外国人要找一份工作实在太难了。每发出100封信,最多只有十分之一会有回复,接着再一家一家的去面试。 有些公司在郊区很远的地方,张亚玲就大清早起床,乘大巴、搭火车,好不容易到了那家公司,可能发现根本不缺人或那份工作不适合,等再回到家时天早已经黑了。 一次次都石沉大海。张亚玲的先生看不下去了,劝她算了,但她就是不愿意退回到家里,仅仅做一个家庭主妇。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张亚玲大概总共发出了1000封求职信。 中国方式亚洲市场“终结者” 长期的坚持不懈终于得到了回报。张亚玲进入了爱可视,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移动数码产品的公司。张亚玲有两条择业标准:科技公司,和中国有关系。这两条爱可视都符合。 从小崇尚科学的张亚玲很快找到了感觉,法律背景让她如虎添翼。她是爱可视全球十位高管中惟一的女性。影星成龙说过一句话:“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一样,而是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张亚玲很认同这一点,因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持,反而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在公司里,张亚玲是有名的“很中国”的女人。在法国那个浪漫的国度里,同事间开些性玩笑是很正常的事情。出身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亚玲却有着那个年代深深的烙印,严谨的她一旦出现,同事们就会赶紧打住。 她的工作方式也很“中国”。在法国有很多的假期,张亚玲却很少放假。她说自己宁可累死,也要让公司其他员工无话可说。 有一段时间,张亚玲掌管着全亚洲的资源采购,很多供应商找到她,想通过各种方式赢得订单。张亚玲就会和这些供应商说:如果你给我提成,说明你卖给我们的价钱贵了,你必须降价。渐渐的,没有人敢“买通”她。 张亚玲果断的个性也让她成为一个“终结者”。但凡在亚洲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公司就会派张亚玲去谈,如果最终在价钱或合作上没有谈下来,公司就会终止这项计划。 婚姻要“先舍后得” 在事业和家庭中不能变幻角色,或者某个角色的缺失,这是现代很多知识女性婚姻不幸福的关键。张亚玲早在大学读书时,就对婚姻有着深刻的见解。 在费孝通写的《生育制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相遇的时候就像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之后女人为了让男人跑得更快,把所有的包袱都拿来自己背着,让男人轻装上阵,渐渐的男人越走越远,女人喊他,他听不见。这一对夫妻在精神上已经越走越远。 这是一个对张亚玲产生颇大影响的故事。在她看来,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有一个缺失就会造成婚姻的不稳定。“先舍后得”是她在婚姻中最大的体会。 当年的出国,她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地位;当她在法国找工作处处碰壁时,为了家庭只能继续呆在法国;公司屡次派她回国工作,为了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当张亚玲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可以舍弃的东西时,她得到了回报。先生甘愿放弃了在法国科学院终生教授的工作,陪她回到国内重新开创事业。 张亚玲做母亲的过程更是艰辛。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张亚玲一直没有孩子。在结婚后九年的时间里,她一边找着工作,一边四处寻医问药。几乎每个星期,她都要去看医生,通过朋友找医生,甚至通过医生介绍另一个医生,张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