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与青少年违法犯罪..doc

心理问题与青少年违法犯罪 ——以未成年男犯调查研究为例 赵晓风 毕成 （西北政法大学 公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本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男犯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异常，家庭因素对其不良人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心理问题引发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机制是：自我同一性危机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前提，不良个性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内在根源，情绪冲动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导火线，消极的应对方式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助推器。重视心理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有改善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建立健全机制，改善留守、流动、流浪儿童成长环境，加强学校心理教育，重视家庭心理培养，建立有效的心理援助机制。 关键词：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问题；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机制；心理教育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与青少年违法犯罪密切相关，心理问题是引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内心起因，而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是其不良心理的外化体现[1]。分析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及产生原因，探索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寻找青少年心理教育的有效途径，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男犯调查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陕西某未管所不同类型未成年男犯400名，发放问卷400份，去掉18份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82份。犯罪类型抢劫占56.4%，盗窃占6.7%，伤害占14.5%，绑架占1.75%,故意杀人占3.9%，贩毒1%，强奸10%，强迫卖淫2.3%。年龄是14岁到18岁，平均年龄是16.07±0.95岁。 2.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心理测验和心理访谈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1）自编罪犯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罪犯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刑期和已服刑时间、犯罪动机、家庭经济、儿时家庭成长环境等。其中儿时家庭成长环境分为：与父母共同生活,与父亲或母亲单亲生活,与（外）祖父母生活。 （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2]。该问卷包括4个分量表，分别为精神质P量表，内外向E量表，情绪性N量表，掩饰性L量表。 （3）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3]。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因子依次为：F1情感温暖、理解，F2惩罚、严厉，F3过分干涉，F4偏爱被试，F5拒绝否认，F6过度保护，母亲因子为M1情感温暖、理解，M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3拒绝、否认，M4惩罚严厉，M5偏爱被试。 （4）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4]。由Olson等于1982年编制，经费立鹏，郑延平，邹定辉（1999）翻译并修订，主要评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功能。家庭亲密度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适应性是随着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每个项目五个等级，被试回答代表该项目所描述的状况在其家庭出现的程度。每个项目回答两次，一次是自己对家庭的实际感受，另一次是自己所希望的理想家庭状况。 （5）社会责任心量表[5]。该量表由Gough等在1951年编制，由纪术茂，房明，吴斌等整理（2005）。量表共32个条目，其中8个答“是”记分，24个答“否”记分。包括四个因素：社会责任感，为人处事的可靠性，公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心，对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态度。 （二）未成年犯调查研究结果及分析 未成年男犯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异常。艾森克人格测试得出未成年男犯是高精神质、高神经质和低外倾性。即未成年男犯表现出自我中心、冲动、冷酷、具有攻击性，缺乏同情心，不关心他人；情绪不稳定，冲动、自我控制差，易激惹、高焦虑；内向、保守、孤僻、退缩、人际不良。未成年男犯社会责任心较普通人差，自我控制力低，以不成熟型应付方式为主。 1.未成年男犯人格与常模组的人格比较 与钱铭怡等人研究的常模相比，未成年男犯EPQ的精神质P因子、神经质N因子均高于常模分数,差异显著。而未成年男犯的内外向性E因子低于常模分数，差异显著 [6]。本研究发现未成年男犯EPQ各因子与常模比较，未成年男犯的精神质P因子、情绪性N因子均高于常模分数, 而内外向性E因子低于常模分数，且差异显著，这说明未成年男犯是高精神质、高神经质，而低外倾性。艾森克认为精神质代表的是“倔强性”，高精神质者往往自我中心、冲动、冷酷、具有攻击性，缺乏同情心，不关心他人。而神经质又称“情绪型”，高神经质者情绪不稳定，冲动、自我控制差，易激惹、高焦虑。低外倾者内向、保守、孤僻、退缩、人际不良。（见表1） 表1 未成年男犯EPQ与常模的比较 未成年男犯组（n=382） EPQ-RSC常模（男性16岁-19岁） t值 精神质P 3.79±1.820 3.1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