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doc

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周玉在两性平等的语境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始终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从本质上说，反映了不同性别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社会各类资源的质和量方面的差别。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源配置中不可忽视的条件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包括职业地位在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本文利用2003—2004年取之于省级党校学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资源及其使用效用，并从中探讨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差异形成的非制度机制和原因。 一 研究背景与资料来源 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国内学术界除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其外在表现和和探讨之外，社会学者还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描述了当前中国阶层结构中的性别分布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生理和心理、个人和社会、文化和制度、历史和现实等的分析和探讨之外，社会学者还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描述了当前中国阶层结构中的性别分布差异与性别阶层分化现象，并对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调查数据，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阶层分化现象,表现在各阶层性别比例呈不均匀分布：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均以男性为主（男性约占3/4）；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其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此外，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阶层结构形态明显不同。男性阶层结构趋向橄榄型，即大多数人居于中间层，居于上层和下层的人数都较少一些,而女性阶层结构更趋向金字塔型，即居于上层的人极少，居于中间层的人略多，居于下层的人最多。与社会阶层结构中显著的性别差异相应的是，男性与女性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各不相同。其中，男女两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拥有量存在明显差异，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十分不同。虽然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日益平等化，二者对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较为接近，但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而且，越是重要的资源、越是分化程度高的资源，性别差异越明显。（李春玲，2002）。另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用以指称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张宛丽，2004）。“性别分层”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的差异，并进一步揭示造成两性各类社会资源拥有量差异的原因和机制。综上所述，大部分关于性别、个人网络与地位的研究，均认同男性与女性社会网络的差异性和社会网络对于地位的影响，并普遍将两性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及其回报与社会网络的性别差异相联系。但对于两性在地位获得的工具性行动中对社会网络的使用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在两性个人网络特质差异之外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了两性网络求助行为的差异和网络资源效用的不同等，研究仍十分薄弱。而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即当代中国两性地位的差异是否受到个人社会网络这一非制度安排机制的影响？女性地位的边缘化和弱势化是由哪些因素所致？现有文献更是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干部职业地位状况”调查资料的分析和讨论，回答如下问题：不同性别的社会网络是否具有不同特征？男女两性对社会网络资源的使用是否存在着差异？两性社会网络求助行为在其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影响和效用如何？哪些因素造成了两性的地位差异？ 本研究分析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于2003年5月至2004年5月间在福建省委党校、江西省委党校两地进行的对干部职业地位状况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对象为福建省委党校2003、2004年两年春季入学的所有处级和科级干部班学员、部分研究生班学员以及江西省委党校2004年春季班的部分学员，共发放问卷868份，收回有效问卷808份，有效回收率为93.1%。在性别方面，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占84.5%；从年龄结构看，调查对象多在30岁到59岁之间（97.1%），其中40-49岁干部超过一半；从文化结构看，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大学本科者超过半数，占51.5%，大专以上程度者比重高达97.3%，高中和中专程度者比重较小，合计为2.7%，显示绝大多数调查对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现职级结构方面，样本几乎由科局级和县处级两类干部组成（97.6%）；单位来源方面，调查对象大多来自国家机关、党群体组织和事业单位（三者合计达92.9%），其中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干部占了三分之二强。样本的基本情况和构成如表1所示： 为了解答上文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