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里走出了一百多位开国将军.doc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现代革命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欲亡我之心不死，正倾注全力于西北，轰轰烈烈地筹备和组织着所谓的“通渭会战”，同时严密监视已经与红军建立联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门心思要将之调离西北，加以肢解消灭。 针对这一紧急形势，张学良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争取第一时间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中共中央通过发电报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后，决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见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制定了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其中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以三个军的兵力渡河进攻宁夏。 三十军按照中央电令于10月24日夜从虎豹口成功渡河；26日，九军也渡过了黄河，并占领了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三十一军本拟于29日渡河，但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于是三十一军从河边转向麻春堡。 也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突然开进靖远，负责监视靖远守敌的红五军即全部撤到了河西三角城地区。 这样，黄河东西两岸的红军，被敌人一分为二。 在河西，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兵力远超红军。 马步青、马步芳的武装力量达十八万人，以骑兵为主，人强马壮，弹药充足，有主场之利，以逸待劳。 已经过河的红军三个军，第九军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三十军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五军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不难看出，红军非但人数远少于“二马”的军队，而且枪支、弹药奇缺，平均下来，每一个红军战士仅拥有0.44支枪、6发子弹！ 另外，在全军二万一千八百人中，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等非战斗人员约近半数。 在即将开展的战斗中，红军的困难可想而知。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河东红军难以遏止，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取消。中央军委于11月8日提出《作战新计划》，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河西创立根据地。 然而，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濒临流产，苏区地小且贫，数万红军缺食少衣，难以度过严冬……西路军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极难开展，而且，西路军还不得不与数倍于己的“二马”军队拼死厮杀，历经古浪、高台、水泉和倪家营子等地血战，两万多西路军损失殆尽，到了1937年3月，剩下的战斗人员也就三千人左右。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总部在肃南县康乐乡石窝山举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 会议决定将现有三千人就地改编成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保存力量，等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到来。 这三个支队是：王树声、朱良才率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为右支队，约500人，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毕占云、张荣率特务团一部、伤病员、妇女团余部及总部干部为一个支队，就地坚持游击战；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三十军千余人为左支队，到左翼大山打游击。 这三个支队中，最先被敌人打散的是王树声的右支队，他们在马家军的轮番包抄、兜剿下，最后只剩十几名通讯员，无力展开游击，只好化整为零，分散下山，渡过黄河回陕北去了。 总部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的支队有多个军、师干部，精英扎堆，但可供指挥作战的兵力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在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的围攻下，这支“干部游击支队”也被打散，最后退避入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生活。 比较顽强的是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令的左支队。 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衣衫褴褛，战马骨瘦如柴。他们翻山越岭，艰难前进。马家军紧咬追击。为了甩脱这条讨厌的尾巴，程世才安排战士在队伍后面边走边扫雪，以便把脚印清除掉扫平。 走了三天，到达干涸的柴沟河边，干粮已经吃尽，且天气寒冷，大家衣衫单薄、并破烂不堪，很多人的手脚都被冻坏了。队伍里的伤员没有消炎药，伤口溃烂，脓水流个不停。 三十军副军长、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左臂中了枪伤，如果有医用纱布和药物护理，原本没什么大碍，但这时候伤口感染，全身高烧、抽搐，已经不能走路，只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们轮流抬着走。 熊厚发痛苦不堪，两颊深陷，嘴里不断呼叫：“伤口痛得要命……再往前走，就得死在路了……我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但不能给部队增加了累赘……同志们，就把我放在这里吧!” 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人听了，无不落泪。 可是，如果把熊厚发就这么放下，那又跟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有什么分别?没有人同意把他放下。 熊厚发却极力挤出一抹笑容，语气坚决地说：“追兵很快就要来了，这儿太危险，同志们，快放下我，你们走吧!” 李先念低声询问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快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救救熊厚发。” 苏井观缓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