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能将农民拒之门外..doc

：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不能将农民拒之门外 2005年09月09日11:52 新华网 　　编者按：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难尤其是农民打官司难，依然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十几年前，影片《秋菊打官司》轰动一时，“秋菊”一度成为中国农民法律意识觉醒的象征。然而，时至今日，已经逐渐懂得用法律维权的农民兄弟，却依然要重复“秋菊”往日的苦涩和艰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绝不能将农民拒之门外，我们法律的公正绝不能向权势阶层倾斜，解决好农民打官司难问题，应当成为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口。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由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经济纠纷引起的民事、刑事案件不断发生。然而，许多农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却经常遇到诉讼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高、执行难、司法不公等难题，出现“想打官司的不敢打，敢打的打不起，打得起的打不赢，打赢了执行不了也没用”的怪现象。这些难题就像一道道“门槛”，把很多农民阻挡在法律的大门之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难题之一：成本高昂难承受 　　记者在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农民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要经过很多的程序，还要疏通关系、打点各方，打官司的成本非常高昂。“为讨回17万元，花了我12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双河乡天星村农民唐国全无奈地感叹：“对咱农民来说，法律真是个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奢侈品！” 　　1998年12月，唐国全代表村里154户农民出售魔芋给重庆市一家高校食品厂，双方约定一个月之内全部付款。然而，付款期限过后，这家食品厂仍拖欠17万多元。为讨欠款，唐国全将这家食品厂告到法院。经法院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然而，很快法院又以食品厂破产、不具备偿还能力为由，宣告中止执行。唐国全再次提起诉讼，被法院驳回。2000年9月，唐国全上诉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是，由于没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诉讼费，法院对他的上诉以自动撤诉处理。无奈之下，唐国全只得向司法部门申请法律援助。2004年11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天星村农民终于收回欠款。 　　回顾6年打官司的艰难历程，唐国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告诉记者，为了打官司，他蹲法院、找律师、跑人大、找政府，往返重庆200多次，甚至还到过北京上访。据唐国全粗略计算，6年中，他在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信息费、生活费、材料费等方面的支出达12万多元。虽然欠款收回来了，但他自己却负债累累。他说，现在农民有“三怕”：怕学费、怕生病、怕官司。只要摊上了任何一“怕”，都别想过安宁日子，更不要说致富奔小康了；不是农民不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没钱、没门路打官司。 　　成都的何家林律师接手过很多弱势群体的案子，对农民维权的艰辛有着深切体会。他认为，现行的诉讼费收费标准是比较高的，经济纠纷更是按标的收。例如，一个100万元标的的官司，法院现行的诉讼费用加起来至少要2.2万元以上，申请执行还要交执行费4500元。除此之外，还有律师代理费，一般是等于或高于法院收费。 　　除高额的诉讼费用外，打官司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让农民不堪忍受。何律师说，一些法律制度不完善、程序设置不合理，诉讼程序繁琐、时限长也是农民打官司难的重要原因。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民工讨薪问题为例。按法律程序，讨薪民工首先要经过劳动部门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这一环节时限为3个月；如果民工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期限为半年，二审又是半年，即使赢了官司，执行期限又是半年，也就是说，所有程序进行完毕，共要21个月时间。 　　如果民工遇到工伤纠纷，程序更加繁琐。因为在劳动部门有个“工伤认定前置”，需2个月时间，如果不服其认定结果，可作为行政案件起诉劳动部门，一审3个月、二审3个月。工伤认定结束后，才可进行类似讨薪的诉讼，这样，全部程序走下来，要29个月。其间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有几个民工拖得起啊？如果官司打不赢，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无异于雪上加霜。 　　难题之二：不公伤透农民心 　　农民在打官司过程中，时常会遭遇司法不公的伤害。此类现象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民告官”和“民告商”案件中，政府的权、商人的钱使一些法官丧失了原则。司法不公不但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大大打击了农民学法、用法的积极性。 　　因人力三轮车被没收，陕西省旬阳县农民吕福山状告西安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这一官司前后历时5年，经历两次败诉，最终获胜。然而，尝尽“民告官”艰辛的当事人，却发出了令人深思的一声感叹：“普通老百姓与政府打场官司太难了！” 　　官司起源于2000年2月的一天，吕福山骑人力客运三轮车拉客时，西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以“违章进城，违章营运”为由，将车辆没收。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