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具公共服务的沿革与展望..doc

我国避孕药具公共服务的沿革与展望 王茹 我国计划生育药具免费供应作为一项政府公共产服务，距今已走过了37年的风雨历程。这项公共服务的建立与发展，伴随着新中国建立后人口问题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变化，而不断摸索成长的。这项公共服务惠及千家万户、亿万群众，在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三为主”方针、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各个阶段，为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确保人口计划的执行、维护人民群众生殖健康，发挥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我国避孕药具的生产、研发和供应发展的路程，避孕药具公共服务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生产供应的起步阶段、保障基本国策落实阶段、维护人民群众生殖健康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更迭，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任务转型、水平提升的推动之下发生的。通过药具工作的重大改革，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满足群众的需求，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水平。我们今天总结回顾和探讨药具公共服务每个发展阶段人口、社会、经济、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等关系，对我们在新历史时期，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口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避孕药具生产供应起步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是我国避孕药具生产供应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历了避孕药具生产的空白时期、生产及供应初创时期和避孕药具公共服务的建立这三个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因素是我国的避孕药具生产、研发和供应发展的强大推手。社会经济、文化、科研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1、避孕药具生产的空白时期。1949年-1953年，国家面临战后重建，百废待兴。由于长期战争，大量的青壮年阵亡，加之发展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人口生育。当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属于一种无节制的状态。中国人长期受着传统生育文化的熏陶，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政府决策层面，虽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但当时推行的社会管理、经济政策，客观上是鼓励人口发展的。在当时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四个严格限制”，即：“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严格限制进口和销售避孕药具”、“严格的限制避孕药具的生产”、“严格限制避孕药具的市场销售”。因此国内几乎没有避孕药具的生产与销售。然而随着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达到6.01亿人，全国净增了6千万人口。 2、避孕药具生产及供应初创时期。1954-1973年。在“一普”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人口第一个高增长的态势后，国家政务院及时做出了反应，批准并下发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明确提出取消对避孕节育的限制，首次在全国倡导节制生育。同年11月，卫生部和商业部就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问题，第一次出台了“避孕药具管理和供应办法”。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人，比解放初净增了2.5亿人口，比“一普”净增1亿人。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人口突破8亿。197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家制定了 “晚、稀、少”和 “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而避孕药具的研发和生产从1956年开始起步，国家投资200万元在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避孕套加工生产线，随后又在青岛和上海建立了两个避孕套生产厂。50年代末期，以上海医用缝合针厂为主体研制和生产了金属圆环式的节育环。中国避孕药具生产、研发实现了零的突破。我国60年代开始研制开发口服避孕药，用4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人工合成女性甾体口服避孕药，1967年正式投产，并通过了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在全国很多地区推广使用。在1971年以后，为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广大工矿企业开始实行避孕药具免费发放。 3、避孕药具公共服务的建立。1974-1999年。毛泽东主席在1973年，对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群众不好意思去拿”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批示，“避孕药具由国家财政负担”。从1974年1月20日起，14种避孕药具实行免费供应，送货上门、方便群众。这标志着避孕药具免费发放这项公共服务的确立。当时的药具公共服务的管理与供应体制为“国家出资统购、不计价调拨”。由国家医药工业公司负责避孕药的生产，中国医疗器械公司负责节育环的生产，化工部负责避孕套的生产，中国医药总公司负责避孕药具的收购和层层调拨。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制全国避孕药具年度计划，并组织县以下基层单位进行药具发放和技术指导。 在这个阶段，我国人口生产类型发生了的历史性的转变，由“高高低”转变为“高低高”。我国的人口政策历经了重大的调整，一系列人口调控手段得到有效实施。在国家人口政策的引导下，国内更多地科研机构、工厂和医院开展了有关计划生育科研和生产，把避孕药具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高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