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实际证明研究..doc

财政性农业投资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李琴 熊启泉 摘要：财政性农业投资是我国农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财政性农业投资结构不合理、投入主体错位，投入效率较低。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了狭义和广义的财政性农业投资的结构效率，指出对于狭义的财政性农业投资而言，国家应增加对农业科技三项的投入；而对于广义的财政性农业投资而言，应减少大型水利支出资金，调整为增加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农业科研、农村卫生的投入，使其成为最主要的供给主体。 关键词：财政性农业投资 结构优化 协整 一、引言 从长期来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将大大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农业资本投入的主体，财政性农业投资发挥着其他投入主体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财政性农业投资通过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及公共卫生等外部性较强的领域，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财政性农业投资通过积极的“示范效应”和“乘数效应”，能够吸引其他主体投资进行农业投资，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然而，长期以来，有限的财政性农业投资资源存在投资主体错位、投资结构缺乏效率、投入方式不尽合理的弊端。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的结构，较好的匹配财政性农业投资各项事权的投入主体，是关系到财政性农业投资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这要求我们基于合理的方法对当前的财政性农业投入效率进行评价，本文的分析由此展开。 财政性农业投资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入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国外学者们积极探讨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①财政支出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Grier、Tullock(1989)、Barro(1991)、Andrew and Feltenstein(1999)认为由于挤出效应和扭曲性税收导致政府支出效率低下；②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Aschauer(1989)、Nadiri和Mamuneas(1994)认为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公共资本和RD能够提供提高要素生产率。在以上两大背景下，对农业财政性投入结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开展得较多。Antle(1993)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Binswanger et.al(1993)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和RD对农业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林毅夫(1995)、朱晶（2003）、黄季焜（2004）指出农业技术进步对保障中国的食物安全和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樊胜根、张秀林等（2002）构建了一个包含农村道路、教育、通讯等多变量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各种公共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村扶贫的影响。由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各变量（如教育、道路等）相互影响，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说服力。钱克明（2003）运用单方程模型，估计各种农业公共投入品对农牧业总产值的贡献大小依次为：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教育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牧户物质投入。李焕彰、钱忠好（2004）运用单方程模型从三大支出结构来分析财政性农业支出的边际产出率，得出农业科技三项服务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产出增长有显著作用，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事业费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本文认为这一结论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其理由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农林牧副渔事业费支出属性和功能各不相同，各具备不同的边际产出率，而将其综合起来作为一项，会导致系数估计出现偏差，模型失去有效性。 本文界定的财政农业投资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其中，狭义农业投资仅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财政年鉴》中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林牧副渔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广义的财政性农业投入除了包括狭义的财政性农业投入以外还包括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投入、农业补贴等方面的投入。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首先描述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结构现状，然后分析狭义财政性农业投资各投入部分的结构效率；接着分析广义的财政性农业投资各投入部分的结构效率。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财政性农业投资结构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从1978年到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580.76亿元。从长期来看，财政性农业投入占整个财政总支出的比例(BCTZ)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1978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