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教育 不能让腐败分子过关！- .doc

先进性教育 不能让腐败分子过关！ “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意义、作用已经讲得比较多了，但是若要说真话、说实话，那么广大百姓对这次“先进性教育”的疑虑、担心还是比较多的，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各级党组织会不会真的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去做？会不会像年年搞的“年终考核”或者时不时进行的“组织审察”那样，表面上轰轰烈烈，然而实际收效却并不是很理想？ 人们的这种疑虑、担心是不是多余的？非也。看看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现实，人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这些问题：每年都有好几万的腐败分子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其中还不乏那些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其腐败的历史非常悠久，然而不都一个个“通过”了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吗？有的甚至还在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后毫无顾忌地“发达”了起来。当然我亦知道，要通过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彻底地消除腐败分子肯定是乌托邦似的想法。但是腐败分子这么多，在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中起码应该能“考出”或“察出”一批腐败分子来吧，起码要能刹住腐败分子滋生、繁衍的速度来吧。然而像胡长清、李真这样的腐败分子不仅在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中“轻松过关”了，而且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了，因而形成了社会转型中的腐败高峰期。 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强调，贪污腐败是威胁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因素，难道我们的“先进性教育”能对就个问题无动于衷吗？！ 所以，在这次全党开展的“先进性教育”中，一定要吸取以往形式主义的教训，一定要改变过去的那种“传统”做法，即“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引导作用”时“强”得不得了，而“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时却又是“软”得要命，不敢动真格的，不敢“刺刀见红”，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然而就是解决不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过程中，腐败分子畅地走过了这个“年终考核”或那个“组织审察”的全过程。 所以，我非常赞同四川省委书记、省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学忠所强调的：“先进性教育要严防走过场”，“要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引导作用”，“要重视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 所以，我就特别赞赏四川泸州在“先进性教育”中的那种做法：对涉及“1.15”事件的8名党员、干部分别提出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警告等处分意见，对14名涉案人员进行了刑事拘留；古蔺县重点查找了影响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突出问题20多个；泸县重点查找了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10多个，其中，江阳区教育局教育股股长顶风违纪收受红包400元，被免去股长职务…… 要知道，对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干部）来说，在“先进性教育”中实施“两手都要硬”并不是“都会行”、“都能行”、“都敢行”的。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一些地区、领域、部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由于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和大型工程建设中的腐败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利益格局”（或称“腐败利益共同体”），它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伙人”、“一帮人”、“一团人”。“两手都要硬”就意味着对这类“利益格局”（或称“腐败利益共同体”）要来“动真格”的，这又谈何容易？若是当地的主要领导牵涉进这个“利益格局”（或称“腐败利益共同体”）中那就更不好办了。所以，腐败严重的地区、领域、部门并不会自动地实施“两手都要硬”，并不是“都会行”、“都能行”、“都敢行”的。 这是因为，多年以来，“讲真话”在领导干部中已经成为一个难点，官话、套话、大话已经成为官场中的一种“流行病”。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经过调查认为，“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他甚至将“不讲真话”看作“是对党和国家的一大威胁”。《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一书亦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若这个“老大难”问题不解决，那么，“先进性教育”就难免会在一派歌舞升平中走了过场。 这是因为，当今有不少官员患上“对权势畏惧”这种病。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有的领导在官场呆得时间太长了，深知其中的“奥妙”，更知自己仕途的发展和升迁的命运往往受某种权势的钳制。所以这些领导干部行为准则的标准是：谁的权势大就听谁的，谁的官大就跟谁的。这些人笃信：真理永远掌握在官大者的手中。这些人信奉的是“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