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自强运动领袖奕欣被免去议政王之职1865年自强运动领袖奕欣被免去议政王之职.doc

1865年自强运动领袖奕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月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又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