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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的低度不平等_对我国性别分层状况的解读 郑丹丹 关于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粗略说来存在两种认识。作为日常生活话题，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的不少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有的人甚至仅仅依据诸如“妻管严”等生活体验来判断中国男女平等的程度，这些感性的议论和调侃常常使人们忘记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甚至导致社会公众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误判（谭琳、蒋永萍，2006）。在学术界，具有性别视角的部分学者则始终关注我国的性别平等问题，从各个层面来揭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张宛丽，2004；李春玲，2002；王金玲，2006；金一虹，2006；佟新、梁萌，2006；谭琳、苏珊萧特、刘惠，2003；吴小英，2003；等） 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到底如何？学界研究得出了诸多有说服力的结果，为什么人们的常识话语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情况缘何而来？这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文献回顾及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资源分配多样化及其贫富分化的社会；从一个构成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日趋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2002）。 研究发现，社会各阶层的性别分布以及经济、文化、政治资源占有状况都存在着性别差异，这说明，性别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分层机制。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经济分化中，个人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可以归为第三组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层机制，但它确实在发挥着作用(李春玲，2002)。 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女性地位机会有所增加，但是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问题，也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张宛丽，2004）。 具体说来，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分析，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依然显著高于女性（郑真真、连鹏灵，2006：33）。1995年以来的十年间，妇女就业的总体规模持续增加，城镇就业女性数量和比例开始回升，就业和再就业困难正在缓解；但妇女就业结构的非正规化已经出现。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职业层次进一步提升，行业结构趋于合理；但受旧的性别劳动分工和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影响，以性别为基准的职业分化和职业隔离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非正规就业在减少就业困难、保障女性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固有的缺陷使业已存在的就业领域中的两性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蒋永萍，2006：51）。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虽然进展比较缓慢，但仍呈现发展势头，在民主与法制的推动下，女性在社会参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民主选举、社会参与、社区参与以及权力参与的相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女性政治参与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参与的环境进一步好转。但是，人大代表女性比例徘徊不前、女领导干部任正职的数量偏少、基层政权女性任正职比例过低、民主选举和社会参与不充分等问题依然存在（丁娟，2006：52，62～6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中国妇女的家庭生活和婚姻满意度普遍较高，在婚恋、家庭决策和个人事务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妇女的家务劳动有所减轻，但女性承担主要家务负担的模式依旧（徐安琪，2006：77）。 1995～2005年间，中国妇女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妇女平均寿命延长，生殖健康水平提高，妇女的生殖保健服务得到改善。然而，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姜秀花，2006：81，98）。 综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基本形成了几个共识：1、性别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维度之一；2、性别不是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的主要维度；3、较之10年前，女性的地位在各个维度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男性。所以说，性别不平等是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征之一。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很少从整体层面来对性别分层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就算是以描述妇女地位时代变迁为己任的妇女地位调查和妇女状况绿皮书，也是将妇女地位分割成不同的维度进行具体分析，这样的研究当然可以得出非常具体而细致的研究结论，对我们认识妇女状况非常有帮助。但是，这样的分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很难对中国的性别分层或者说性别平等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就可能根据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来推测中国妇女地位和发展问题。本文尝试从整体层面来把握我国性别平等状况并进行分析，试图探索人们常识见解误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