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加坡与中国模式.docVIP

当代政治发展中的新加坡与中国模式 李路曲 内容提要：本文以当代世界各种政治发展模式为基础对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加坡是民族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而中国是社会形态的政权更替模式并是以武装斗争方式取得政权的；新加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政权的治理方式并实行了一种软权威主义体制，而中国彻底抛弃了旧的政权并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新加坡没有间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而中国则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断绝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后转而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在意识形态上，两国都经历了从政治民族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变，并出现了自由民主的趋势，但变化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些异同对两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发展模式　执政方式　政治体制　意识形态　比较分析 作为后发展国家、东亚国家、儒教国家和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和中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面临着相似的发展环境。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其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到现在已经47年，尽管比中国共产党少10年，但是除了共产党之外执政时间最长的重要政党；它还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以行政为主导，这些都与中国有重要的相似之处。 一、政权更替的性质和方式 新加坡属于民族主义的独立模式而中国属于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模式。新加坡独立的性质是通过民族运动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其取得政权的方式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下、最终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权的交接。而中国模式的性质是进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从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转变；其取得政权的方式是暴力革命。 它们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有着相同的一面。与欧美的政党大都是从体制内发展起来的不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是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斗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与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或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一样，都是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或革命的动力，并最终以反体制的方式进入和破坏体制、夺取政权。正如亨廷顿所言：“在革命的模式或民族主义的模式中，政治活动分子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现有秩序或剥夺帝国的权力。” ⑴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新加坡是通过民族斗争夺取政权的话，中国则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尽管新加坡的民族主义模式中也包含着社会革命的因素，中国的社会革命中也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因素。尤其是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后期采取了主动退让的政策而有很大缓和，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这使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比，例如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阿尔及利亚等斗争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比，较少有对抗性和斗争性，因而属于较为缓和的一种类型。与中国相比则更为明显，中国革命是一种社会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是以暴力和战争的手段、采取激烈对抗的革命形式推翻旧的国民党政权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为激烈的一种政治变革方式。 政权更替的何种方式更能够促进政权性质的变化，或者说更能够促进政治现代性的发展，值得沉思。从这一角度来看，近代以来的政权更替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治体制的形式和内容即领导集团和文官及执政方式都发生更替，另一种是政治体制的形式即执政党和政务官发生变化而内容即文官和执政方式不进行更替。前者是1940－1960年代的主要形式，是较为传统的政权更替形式，后者是1970年以后的主要形式，是现代民主政权的更替形式。两相比较，前者没有继承旧体制，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政权形式；后者则对旧体制有较多的继承性，是一种改良模式。但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后者吸纳和得到的现代化因素并不一定少于前者，而前者很可能只是采取了另一种传统形式，它在一定时期内吸纳现代化因素的能力往往比后者更少。这或许是由于激烈的革命往往只关注于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关注内涵的变化，尤其是暴力革命和运动手段往往是激烈对抗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力量总是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现政权的权力层面上，而很少关注一个人或社会的内在的结构或思想意识，或者说它不是改变人的思想的手段，反而更容易造成反弹；而渐进的改革往往更关注于内涵的变化和思想的导引，这种变化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和深化，尽管它往往表现的缓慢而潜在，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在政权变更后，要更多地关注于政权内涵的变化，包括关注于这种变化所应采取的手段。 新加坡和中国在这方面有所不同，新加坡自建国后一直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它更关注于保留和应用从英国前殖民当局的统治方式和经验，从文官系统中吸收先进的经验，并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而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内更关注于革命性的变革，最终这种变革只是外在形式的，并没有在内涵上扩展自己的政治现代性；与此相反，在后30年中，中国放弃了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