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思想解放与重庆改革- .doc

全球化时代的思想解放与重庆改革 回顾100多年的思想史,甚至1500年以来的人类思想历程,你会惊奇的发现,人类从没有像在20世纪那样的100年间富于理想和激情,试图要以美好的理想、高尚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是的,人类从没有这样富于激情。当这种革命的激情、改革的梦想与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与各国的政治、民族问题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最柔软的一部分,便成为100多年来各路豪杰阐释社会、阐释改革、输出价值的最佳舞台,以至于不但老百姓看不懂,就是不少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也看得眼花缭乱。甚至,要以扞卫价值和思想的名义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和冷战,二战的炮火、文革的梦魇都是在这些思想的激情中驱动着不少充满梦想的青年,把世界翻了个儿。虽然其间充斥着人类亘古未变的利益法则,但思想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成分已经大大提高。 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思想曲折变迁的历史。穿过历史的迷雾,今天的世界开始从理想回归理性,中国三十年改革也在文革梦幻般的激情和理想中回归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历史慢慢淡出中国历史舞台,历史从“左”和’右”两个极端给我们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底线和脉络:那就是思想并不是一个人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东西,她似乎更像一个钟摆,虽然难免左右晃一下,但她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刻度,不紧不慢的为我们报时——在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注意理性和常识,把握思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也许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才会好准思想的脉搏。 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真理大讨论,其划时代意义光彪史册,但这次讨论不过让人们回归到了常识。 30年后,《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一时无两,随后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在17大提出,这篇文章其实也就是对民主作一个价值认可,也是常识。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都不能离开常识来谈,否则,改革要么为激情所挟持,要么为误判付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重庆改革和开放寄予厚望——无论是薄熙来书记提出“智慧重庆”弥补重庆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或者王鸿举市长多次提出大力提高教育劳动者素质的问题,以及当前党政领导用“三把尺子”找差距、劳心费力走访先进地区等等战略举措,高层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做一件思想解放的基础性工作——启蒙思想。思想解放从来就是一门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得从基础做起。 思想解放的前提是思想启蒙,知识精英往往看到思想自由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其实对民众的教育,公民精神的塑造和思想启蒙,也许是更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身处全球化时代,内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干部民众接受的信息不可谓不多,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启蒙思想呢?因为无论是今天的中国,或者是作为中国国情缩影的重庆,经过一轮轮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洗礼,思想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商业规则的重视开始发挥作用,并进而推及政府行政改革,目标指向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形成吸引资本的洼地。这些有形的规则不知道被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强调多少次了,但是每一次的三令五申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在行政领域,干部群体在一轮轮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活动中进步不小,但选择性作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还时有发生,成为制约发展软环境的重要因素,在经济领域,企业家的自主创新意识、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意识和能力,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实业报国的意识,极大的影响到重庆城市核心竞争力;在文化教育领域,人文精神、文化精神缺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定位、历史定位并不清晰,进而影响到城市形象的定位和对外展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是我们的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吗?不够努力吗?我看不是,主要问题还是思想启蒙尤其是民众思想启蒙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的思想解放一直局限在精英阶层的政治自觉和思想体认,使我们不少干部群众知道解放思想,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使我们一直在解放干部的思想,却并没有花大力气启蒙民众的思想,在漫长的时光中,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和文化精神的缺失、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够、国民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对公民关于民本思想、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先进思想元素并没有入脑入心,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比如,市民闯红绿灯,表面看是图方便,实质上是公民精神的缺乏,比如企业招投标违规问题,尽管规则不少,但依然有围标等违法行为,表面看是违背商业规则,实质是一些企业家群体缺乏基本的契约意识、公平意识,当先进思想不能内化为民众的深层心理和地域文化要素的时候,就会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以至于薄熙来书记要专门对教育提出加强“体育、音乐、哲学、情感”教育的问题,实质上是希望教育弥补一下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承担起教育启蒙思想、传承文化